唐代三十裏設一驛站，鹿泉縣距離真定百餘裏設有兩座驛站，一行人經過一的趕路在距離真定不到三十裏的驛站停了下來，通常官府直接征用當地富戶充當驛站的負責人，稱“捉驛”製度。
在捉驛製度下驛站的負責人稱為驛將，聽起來挺威風的，其實就是一名最低級的軍官，也稱驛吏，自然算不上有什麽編製，屬於徭役一種，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
驛站建立的主要功能是傳遞傳遞朝廷的文書和軍報，來往的客商也都喜歡在此停留落腳，就是圖一個安全。
畢竟沒多少商賈願意在偏僻之處開設客棧，這和後世喜歡在主要幹道上開店經商觀念完全不同，就算官道上平時客流也很稀少，大多數都是往來穿梭的商賈，沒事出門旅遊走親訪友在唐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本門可羅雀的驛站門口橫七豎八的躺著不少南下的流民，看見甄乾車馬停靠在驛站門口，顫巍巍的直起身子想靠前討一口飯吃，立即被護衛阻攔下來。
“甄郎，這一路上的流民為什麽越來越多？”
藤原刷雄大善心的散了一把銅錢，引起了流民的哄搶，一時間驛站門口雞飛狗叫好不熱鬧。
“寶九年關中大旱，翌年河南蝗災，今北方大雪來的早，北方糧食歉收，可朝廷卻沒有減免稅賦，這些人不逃難還能怎麽樣！”
曆史上開元、寶年間氣候溫暖潮濕，平均溫度要高於同期一度以上，這種氣候顯著的結果就是容易現水旱災害，而伴隨著旱災，蝗蟲就會大量的繁殖，引連鎖效應。
蝗蟲在後世人眼裏屬於害蟲，產卵很厲害，尤其是在幹旱的環境裏，蝗蟲繁殖、生長育更加有益，較幹旱的季節裏，土壤堅實含水量少，最適合他們產卵，而且幹旱使得蝗蟲能大量繁殖迅生長，數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變成了蝗災。
古人相信“人感應”之，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災害譴”，認為自然災害的生，與現實政治的過失是有關聯的，乃是上對統治者的警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這成為後世中國士大夫一以貫之的基本政治倫理。
開元時期，張九齡任宰相前後，水、旱、地震等災害不斷。還沒等他主動辭職，一位名叫王冷然的官吏已經忍不住憤然上書，要求宰相辭職：“今歲大旱，黎人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最後還聲色俱厲地質問：“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
“災害譴”雖然虛妄，但災生時官府應對無方，引饑荒、流民、盜賊等**而不治，則應當追究人為責任。而且，作為一種具有強烈道德色彩、令官員產生敬畏感的政治倫理，其仍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從這一點上看，在沒有現代製度的約束下，災害譴也能讓很多官員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收斂。
開元三年，山東蝗蟲大起，那時候蝗蟲因為和“皇”字因相近，蝗起就是皇起，當時的人不敢捕殺，甚至還燒香祈福希望蝗蟲吃飽後飛升。宰相盧懷慎和皇帝都有點信這個，還是姚崇力排眾議，一定堅持殺蝗蟲才把蝗蟲給滅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