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給《包青》慶功的酒會，邱德艮請來了不少文化娛樂圈子的人，杜奇和王組賢一進入酒會，頓時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大多數人是被王組賢一襲清新典雅的魚尾裙禮服所吸引，不過真正上得台麵的那些人，目光卻都落在了杜奇身上。
以杜奇現在的地位，想要和他拉上關係的人極多，不過在看到了第一個上前的人之後，其他人都停下來了腳步。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報》有過關係，所以金鏞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隱然有“盟主”之地位。
港經濟學的教父級人物林山木曾在《明報》資料室做過資料員，經金鏞賞識派往英國學習財經，後自立門戶建立《信報》；以散文廣受歡迎的作家張君默在《明報》做過記者家江之南曾經是《明報》的編輯，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記者。
而《明報》的專欄版在香港文化界更是極具江湖地位。即便是報低酬，仍然趨之者眾。在《明報》開專欄已經成為香港文化人身份一種象征。
看到來人，杜奇當即笑道：“許久未見，查先生精神越加見好了！”
金鏞擺擺手：“你這也不用客氣，反倒是顯得生分了，我聽你之前剛剛去了華夏，不知道有什麽看法？”
杜奇想了想，卻道：“具體的我沒法的太多，不過卻聽過一個笑話，有一次聯合國召開會議，華夏、美國和蘇聯的元首都坐車去會場，三輛車行駛到一個丁字路口，美國人朝左轉，蘇聯人朝右轉，司機請示後麵的首長走哪條路，首長告訴他，打右燈，朝左轉！”
金鏞聽完之後也忍不住麵帶微笑，心裏細細琢磨，心中卻十分嚴肅。
《明報》在60年代曾開辟“北望神州”版，每刊登有關華夏的消息，滿足香港人對華夏一無所知的需求，從此《明報》便以“言論獨立”的形象成為報道華夏消息的權威。
盡管《明報》與金鏞在有關華夏問題上的立場常被人譏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左搖右擺的“牆頭草”，但進入八十年代《明報》已經發展成為一份擁有讀力報格的知識分子報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明報》的社論一直對香港社會具有較大影響，不僅備受港英當局關注，甚至也受到內地和台灣的重視。
金鏞一直在關注華夏的改革開放，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金鏞對這項政策能否長久執行心存疑慮，卻沒有想到，杜奇作為一個從在美國長大的華人，對改革開放的信心比他還要足。
這種事情除了等待時間檢驗，誰都不敢妄下結論，金鏞原本隻是想要試探杜奇對華夏的觀感，沒想卻聽到了一個有趣的回答。
這邊和金鏞交流著，杜奇卻想到了上一世的情況，香港回歸十餘年，港人依舊對華夏有諸多排斥，一開始是沒有擺正心態，看不起‘窮親戚’，但等到華夏發展起來了，對華夏的依賴越來越強，但歸屬感仍然缺乏。
實際上香港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是華夏對外的窗口，可等到華夏漸漸開放，這個窗口的作用漸漸地就減少了，重要性降低，受到的關照也減少了不少，加上原本的‘窮親戚’開始發達，也讓不少香港人感覺心態失衡。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