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話叫積重難返，有個道理叫做曆史的必然性甚至是王朝周期論。
鮑鴻是處於曆史下遊的先知先覺，而劉伯溫、高熲等雖然沒有先知先覺，但是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讓他們能夠洞察到這其中的問題。
事實上來，覺察這個問題壓根不是什麽難事，重點是各種解決問題的操作都不能消除這個問題，這也導致了雖然長短不一，卻依舊沒有政體能夠逃脫王朝周期論的怪圈。
從戰國到秦到西漢，國家強力粉碎了原有的宗族組織（氏族封國等等），將每個人和家庭原子化後再重新進行編排控製。在這個體係下，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就是分散的一個個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家庭構成王朝最基礎的統治單元。
國家通過向下派出的層層官員最終直接控製每個家庭，向其征收賦稅，征發勞役，並為之提供秩序和自耕農家庭自身無法生產的生活必須產品，比如，鹽、鐵器等。這樣，政權的控製能力和動員能力都得到最大保證，王朝上下將不存在政府控製之外的社會力量。
但從皇帝到帝國官員就不得不麵對這樣的事實：將社會保持在分散的自耕農家庭組成的狀態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直接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自給自足的農家庭注定生產效率低下，而可以動用大量人力，在大麵積的農田中進行集約生產的大型家族在農業生產效率上更高，從而在生產競爭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因此，隻要國家不主動幹預，分散的農們自然地會趨向以血緣為紐帶依附在核心大家族周圍，形成更大的集團。這就是一直讓秦漢政府頭疼的“豪強”。而豪族們因為集聚了相當多的人口，從而形成了相當大的勢力，這種實力卻是在帝國政府的直接控製之外。
他們宗族強大，武斷鄉曲，兼並土地，役使貧民，成為瓦解農社會從而破壞帝國基礎的危險力量。這是帝國無法容忍的。豪族的存在，就是民間社會向政府對社會的直接控製的挑戰，是任何官方政權都不能容忍的。
因此，打擊豪強，一直是西漢政府的一大要務。
西漢用酷吏，設刺史，直接打擊不法豪強，收到一定效果，但抑製豪強勢力發展的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實行“徙陵”製度。使得各地豪強不能充分發展壯大。
西漢的皇帝繼位後就開始為自己準備陵墓，而與之相匹配，西漢前期“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並兼之家於諸陵”形成在皇帝陵園的奉陵邑。用這樣動輒割一遍豪族韭菜的做法，試圖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發展壯大。
但是，大勢是無法扭轉的，隨著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豪強”越來越多。
西漢政府不得不麵對現實：豪強的出現製止不了，隻能接受它的存在。
於是，漢元帝開始，遷徙豪強的徙陵製度便告終止。西漢統治者終於正視了豪族遍地開花的現實。漢元帝以後對豪族勢力的妥協退讓，雖然緩解了朝廷同豪族的矛盾，卻助長了豪族勢力的發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