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於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離玄武門之變的發生僅僅隻有兩個月。在高度集權，所有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國王朝體製之下，不允許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權力形態存在，隻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權力的交接，就不會出現穩定的政治局麵。即便在父子兄弟等親人之間也不例外。
在隋文帝時代的後半段，從啟民可汗時開始突厥(東突厥)歸順隨朝，之後與隋基本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到了其子始畢可汗時，正好碰上隋末動亂，突厥與隋的關係遂出現了逆轉。
在隋末華北各地嶄露頭角的群雄之中，諸如竇建德及其部下劉黑闥以及高開道和劉武周、薛舉和李規等人，幾乎所有的叛亂首領都與突厥或通好或臣服，總之以某種形式與突厥保持著聯係。突厥君臨於隋末群雄之上，從遙遠的北方對他們進行遠距離操控、牽製，使之互相爭鬥。這種狀況就宛如曆代中國王朝對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離間政策的翻版。
一般認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點頭同意以後才付諸行動的。太原起兵時，突厥借給李淵1000匹戰馬和2000名騎兵(一說500名騎兵和2000匹戰馬)，此舉在起到加強唐軍力量的同時，另一方麵也有監視唐軍行動的目的。可以推測，在唐與突厥之間很可能簽訂有密約。
當唐軍控製長安以後，一方麵對突厥繼續采取低姿態，另一方麵卻接連製服群雄，開始邁向全國統一之路。當突厥意識到這一點時，局勢已經發生了變化：與突厥對峙的勢力隻剩下了唐。
突厥認識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統一大業，鞏固了陣腳以後，形勢會越發變得對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對唐指手畫腳的優勢將不複存在。
頡利可汗繼位以後，便從武德七年(624)開始率領十萬騎兵大舉南進，並終於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臨長安城下。此舉顯然是由於突厥看準了玄武門之變後唐朝內部混亂，而乘機對唐采取的行動。李世民為了順利度過這場危機，遂決定讓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結果便出現了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倉促即位。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