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價吳文英詞之前，我們先來談談慢詞在宋朝的發展脈絡，以及柳永、周邦彥和薑夔等詞人所作之詞的特點。
如大家所知，長短句的合樂歌詞是隋唐之際興起的一種新的音樂文學樣式。從北宋詞的發展情況來看，柳永、蘇軾先後對詞體藝術進行了大幅度的開拓和革新，各自取得了創體開派的輝煌成就，同時也留下了有待後來者加以解決的重大藝術課題。
眾所周知，宋朝第一個大量創製慢詞的詞人是柳永。柳永固然擴大了詞的題材和境界，並大量創製慢詞，對詞的藝術形式多所貢獻，但他的詞風趨向市民化和俚俗化，不被以雅詞為主流的文人詞壇接受；他雖然大量創製長調慢詞，但究竟屬於草創，其章法、技巧尚未臻於完備。
李清照曾說柳永：“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其餘詞評家如王灼、陳振孫等人在批評柳詞俚俗塵下之時，也誇其詞聲律美，鋪敘詳。馮煦曾讚美柳詞說：“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奡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這些優點和缺點又同出於，柳永敢於和善於運用俗曲慢詞的樂調。
蘇軾繼柳永而起，在初學習創製慢詞時，所寫的第一首長調《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就留下了明顯的曾受柳詞影響的痕跡。他一方麵對柳詞中興象高遠的特色有獨到的賞識，另一方麵又批評柳詞俚俗鄙薄，致力於變革柳詞的風氣，從而獨辟蹊徑，自成一家，成為豪放詞的開山鼻祖。可是，蘇軾的新詞風因為與文人詞以抒寫愛情為主、以協音律為美的傳統有所背離，不能為當時的詞壇認可和接受。
詞壇在期待一種折衷於柳、蘇二派之間，於音律和諧規範之中兼求詞章之婉麗典雅，以便大家都能接受的新詞體與新詞派產生。
周邦彥正是這樣一位應運而生的詞壇新領袖。他自幼博涉百家之書，又深厚的辭章修養；同時他又妙解音律，又“顧曲周郎”之譽。得天獨厚的音樂與文學的雙重才能使得他作起詞來，既重文學抒情功能，又重其本來應有的音樂功能；既重篇章辭句，又重音律之美；能清能麗，亦雅亦俗。他把詞發展成了音樂語言與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抒情藝術形式，呈現了鮮明的創作個性和屬於那個時代的思想特質，具有一定的典範意義，既是北宋婉約詞的集大成者，又是南宋詞的開山祖師。南宋詞人薑夔、吳文英、周密、張炎、王沂孫等人都受他的影響。
晚清詞人文廷式說：“詞家至南宋而極盛，亦至南宋而漸衰。”南宋實在是詞史上最絢麗多姿的時期。南宋詞壇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以李清照、朱敦儒等人為代表的南渡詞人時期；以辛棄疾為主要代表的辛派詞人時期（薑夔所創清雅一派亦在此時）；上承薑夔、遠紹稼軒給，清雅詞和豪放詞共同發展並相互融合的宋末詞壇。
幾乎與辛棄疾同時，薑夔也挾著他的清雅之詞步入了南宋詞壇。薑夔的詞以“清空騷雅”為最大特色，其詞境被後人號為“幽韻冷香”。他的詞以感時傷世、追念戀情和詠物言誌為主要題材。
薑夔的詞融化了周邦彥詞的典麗和江西詩派的瘦硬，力求琢句煉字，歸於淳雅，不涉俗調，他極大地提高了詞的文學藝術性，確立了文人詞的審美規範。薑夔詞有兩個極為突出的特點，一是善用小序，一是擅長自度曲，並以雅樂改造詞體，音韻諧婉脫俗。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