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把陳衝和朗庭兩個人從京城弄到歐洲以後，李忠信又猛地想起來，一直一來，他對從巴姆洛夫斯基那邊弄一些什麽好東西到中國都有一種迷茫，他覺得，很多東西呢！都是不適合他來做的，如果他做了的話，甚至會影響政治，影響世界格局的走向，這樣的一種事情，是李忠信不想做的。
李忠信更不想搞什麽飛機之類的軍火類型的東西，因為李忠信沒有那種造反或者是其他的想法，那些東西對他來講，隻能說是一種負擔，無論是中國的那些大佬，還是世界上的那麽多人，都會盯著他。
而如果李忠信讓巴姆洛夫斯基和巴姆洛夫斯基的領導搞一些從中國流落到蘇聯的股東呢！這些問題基本上就能夠解決了。
現在的這個時候，蘇聯已經到了一個最危急的時候，他們那些當官的有權的人，在苟延殘喘之際，對於什麽來自中國的古董等東西，應該是不會太在意了，如果他能夠用很少的錢，從蘇聯那邊搞回來大批的文物，那就厲害了。
歐洲的中國文物非常多，除了被掠奪到海外的宮廷文物，還有一大部分是明末清初通過貿易流通出去的民間藝術品。其中的精品，至今仍被不少歐洲博物館奉為上品。
這並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的觀念，而是大多數人都是這樣認為的。
在歐洲，有不少人提出了一個說法，17世紀的時候，中國瓷器沒有占領歐洲富裕家庭的廳堂之前，貴族們賞玩的多是意大利錫釉陶器。
而當中國瓷器、漆器、絲綢以及茶葉等流傳到歐洲時，他們顯然覺得錫釉陶瓷落後了。來自中國的藝術品符合貴族們日趨精雅的性情生活，頓時成為流行一時的奢侈品。
中國瓷器改變了他們的審美習性，他們覺得，中國的瓷器非常好，好到隻要是看到了就能夠覺得是一種藝術品。
那個時候，歐洲貴族並沒有成套使用器皿的習慣，是中國器物將他們非常重要的社交場合—宴會上的飲食文化上升為審美文化。
有西方專家將這個階段稱為器物革命的階段，因為當時正處於英國近代工業革命的前夜，中國器物帶給他們變革的精神力量。
很多懂收藏的人都說過，但凡收藏之人，都對器物念念在心。因為一個時代的器物並非獨立存在，而是這個時代的審美、性情等的物化形式。
器物是文化的最好的證明，是一種文化血液的物化部分。唐朝的偉大，如果僅有文獻，不免令人生疑，因為文獻是受記載者主觀影響的，不一定靠得住。可如果你麵對一件唐朝的器物，比如唐三彩，那對唐朝的理解便直觀起來了，當時的審美、技術水平，都凝結在這件器物之上，它述說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近代史上，胡適、魯迅等學者都重視文物研究，大家還是對這個古董方麵的事情很有共識的。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