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昌郝，汝何德何能責疑吳公！”許仁書急了，憤怒地。
“孫公，此是何人？”
“許仁書，汝莫多言，劉有寧，你欲言何？”
“孫公，吾謀利，乃是為吾家奢侈用度乎？”
這個肯定不是。
“吾謀利，一為建書舍，未來，附近村舍，三等以下戶者子女，吾皆不會收學費，遠村者且供其住宿吃喝。”
“二為護水土，於荒山上廣植花草竹木，吾長於種，所買苗木並不多，多是自家培育，故苗木、材料用度也不會多，餘下者，皆是雇人用度。”
“吾家去年盈利是頗驚人，今年可能會更多，然多散於千百人家手中了。”
“甜瓜貴，所食者家亦會不貧困，棉花更貴，所買者更是大富大貴之家，於此過程裏，吾扮演乃是一個搬卸人的角色，將富貴人家的錢財搬到貧困人家手中，且兩者皆不會不悅也。”
“吾從富貴人家手裏得錢越多，救助貧困人家亦會更多。”
“若各個大戶人家皆與吾仿佛之，下間能有多少貧困戶？貧困戶少，何來盜賊？”
“若此亦不明白，何才能為首相耶！”
王安石變法，才開始也是這個用意，加重富貴人家的賦稅，然而變著變著，便走了樣。
且以斂財為主，不是像劉昌郝這樣，將富貴人家的錢搬過來，變法搬向貧困人家，於是積累了驚人的矛盾。
但除了王安石那些變法，就沒有其他好辦法斂財了？有，很多。
簡單一點，如高價棉花一樣，增加奢侈稅，也就是將一些昂貴的名品瓷器、茶葉、采帛、紙墨等商品的過往稅提高，反正消耗這些商品的皆是有錢人，加了稅，賣的貴，也沒有多少關係，那麽一年便能增加好幾百萬緡的商稅。
增設遺產稅，也不要玩太複雜的，老子快要死了，或要分家了，將房宅耕地留給子女。三等戶以下者不用征稅，三等戶以上者，則可以按田契房契交易稅征百分之四的稅率，一是能緩控貧富懸差擴大，二一年也能得好幾百緡的稅務。
再者，反正青苗法是斂財了，何必不改為銀行？
將王安石的坊場河渡製擴大，將效益不好的坑礦、官辦作坊一起承包出去。
鼓勵海外貿易。
不止這幾樣，還有更“高級複雜”的，隻要一一落實，理論上便能實現王安石所的民不加賦稅而國用之足。
不過他不能。
就如奢侈稅，想要實現，必須整治商稅與各場務。
且看一組數據，宋真宗初年，宋朝商稅總額是四百多萬貫，後來宋真宗整頓了商稅，無論官員或勳貴，那怕是附馬柴宗慶經商也要交商稅，加上經濟與人口進一步發展，宋真宗末年商稅總額達到了一千多萬貫。
到了宋神宗年間，人口與財富進一步增加，物價也上漲了一倍半多，商稅卻掉到了八百多萬貫。商稅減了？非但未減，各場務盤剝反而更厲害。原因便是宋朝對官員與勳貴經商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但他們自己經商不征稅，還會收行商的好處，讓行商的商貨掛在他們名頭下逃稅，所以才有了王安石所的向經“影占行人”的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