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比大西洋寬了太多。
所以，朱由棟接到孫傳庭信件的時候，已經了1637年的5月了。
在反複信件數次後，他閉目沉思了一會，然後讓方正化把田爾耕和黎塞留請了過來。
田爾耕自不必說，單說黎塞留，由於前些時候在印度協助大明官員開展民政時表現極佳，獲得了大明文官們眾口一致的稱讚，所以朱由棟理所當然的給了他一大堆獎賞。當然，隻是各種榮譽以及金錢的獎賞，爵位仍然是個子爵，而且是虛爵，沒有封地的。
作為一個從封君封臣仍然遍地的歐洲來到大明的人，沒能獲得自己的封地，黎塞留覺得很遺憾。但同時，看到大明拿下了印度，自己距離回家的路又短了一些，他也非常高興。對朱由棟交代下來的工作，幹得更努力了。
最近這段時間，他主要就是協助最高法院的官員們翻譯一些由陳子壯從奧斯曼帶回來，古羅馬的法典。以及協同最高法院的法官們對一些大案要案進行審判，在審判中對傳統的，習慣道德治國理念的法官們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
應該說，他的工作還是卓有成效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啟十八年（1636），山東、南直隸北部的白蓮教叛亂，當地武警部隊輕鬆鎮壓後，除了抓捕了一些首腦外，也抓了一大批的普通教民。
按照大明以前的習慣，謀反這種事情，為首的肯定是夷三族。骨幹啥的也會被斬首，其妻女的下場也會很淒慘。但是對於普通盲從者，一般都是訓誡一頓就了事。
但是當黎塞留參與進這個事情後，他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爆發了劇烈的衝突。因為，他的觀點是：為首的當然該吊死，但是夷三族就沒有必要了——在西方，君主殺了老子，然後讓兒子為自己繼續效命的事情不要太多。而做兒子的為了洗刷家族的恥辱，做起事情來也會極為拚命。
如果說他認為對首領的處罰太重，那麽，他也認為對普通盲從教眾的處罰太輕了：都是成年人了，人家蠱惑你造反你就真的造反哪？既然你選擇了造反，就要做好為此付出代價的思想準備。所以對於普通教眾，他的意見是：根據個人情節輕重（造反期間有沒有殺人、搶劫、qj等），分別予以絞刑、斬首、徒刑以及訓誡等不同的處罰。
對雙方完全不同的意見，朱由棟並沒有輕易的下裁判。而是讓他們把各自的觀點和處理依據發表到報紙上。於是在天啟十八年，大明全國上下，很是掀起了一陣對現有法律體係進行全民大討論的熱潮。
在朱由棟看來，雖說西式民主在21世紀因為白左們為了選票而搞各種政治正確，生生的把民主給玩壞了。但至少在17世紀，由等價交換發展而來的權利義務對等這一條價值觀，他還是很喜歡的。
所以，他不急著親自來裁決，由著雙方去鬧。借此機會，不說對全民吧——他從未狂妄的認為六大報可以覆蓋整個大明的所有百姓。但至少，對官員、文人、士兵和市民以及少部分農民進行一次普法宣傳，這個收獲就足夠大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