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理。”公子卬點點頭。
他記得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秘魯就出現了用工荒，他們從澳門大量簽署華人勞工，來到南美的種植園、鳥糞石礦區勞作，產生了大量的經濟效應。秘魯當時僅僅隻有200多萬的人口，每年引進華工的商船絡繹不絕地橫跨太平洋，巔峰時候，單年簽署的華工規模在一萬三千人以上。
資本家是會自己核算成本的，相比於一錘子買賣的奴隸貿易，細水長流的雇傭關係似乎更加有利可圖。
從1849年到1874年，秘魯華工許多人在雇傭期間內遭遇到了種植園主的盡可能的壓榨，不少華工起義、逃跑、乃至於自殺。但是也有少部分的華人遇到了好心的秘魯老板，在雇傭期間，攢下了不少的家當。
雇傭結束後，華人們聚居在利馬的華人區，利用積蓄過上了富足的日子。
秘魯《祖國報》和《商報》都盛讚了華人區一家永安祥字號的商行：“它因其商品豐富、名貴、花色繁多以及售價低廉和對顧客態度的殷勤而負有盛譽。”
秘魯記者索托馬略爾在著作《華人的道德》中寫道：“事實是中國人戰勝了秘魯本地人，成為他們飯食的供應者，並且在許多行業內打敗了他們。這些都要歸功於中國人富有的商業才能和吃苦耐勞、善於謀算的精神。這些可憐的，在八年勞役後自由的華人，已經成為擁有自己財富的人，擁有自己公司的人，在公共財富中，他們代表著百萬資本。”
值得審視的是，秘魯人的善意不是資本家的良心發現，而是華工一次又一次用血的起義換來的。秘魯的上等人在華工的反抗中，被迫推出了《民法典》。
第九十九款規定：“作為勞動的報報酬，雇主必須提供食物和保護，在患病期間應當給予診治。”
第一百零七條規定：“華工在勞動期間因故喪失勞動能力，顧主需要給養其終生。”
第一百條規定：“一年內，雇主需要對華工進行教育，否則合同失效。”
二戰後的蘇聯也從奴隸的役使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從1945年到1956年，蘇聯從60萬日軍戰俘中甄別出了50萬精壯發配到各個領域勞作。日本俘虜修建鐵路、伐木、加工木材、挖礦、燒磚、務農、土木作業。僅僅是1946年一年，日本戰俘就給蘇聯帶來了10.7億盧布的產業價值。
因為廉價的日本戰俘，西伯利亞的阿貝鐵路得以通車；在俄羅斯現在的克拉斯諾爾斯克地區和哈巴羅夫斯克地區，日本戰俘修建的市政大廳、廣場、公共建築依然聳立如初。
蘇聯內務部盛讚這些日本戰俘用起來十分順手，隻要一點微不足道的物資，就能令後者在斯德哥爾摩的效應下溫順無比。
“日本戰俘具有服從性好、人數集中、便於調動的優點。此外，戰俘無人身自由，無家庭負擔，可以在各地進行移動，因此可控性與可管理性強；戰俘可被派到重體力勞動崗位或者無利可圖的崗位上，以解放當地人手來從事高附加值生產活動或保密性生產活動。如在遠東地區的一些國民經濟部門裏，日本戰俘主要被用在繁重的輔助勞動，及對勞動熟練度要求不高或者附加值低的勞動中。”蘇聯內務部的公文旗幟鮮明地提道。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