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取消農業稅以前，農民伯伯七塊錢的賦稅到中央隻剩下一塊。後來稅務中央和地方劃清涇渭，征稅管理成本高達百分之八，隨著官民關係的僵化，征管成本節節攀升，甚至出現了成本-稅務倒掛的現象。
千禧年，京城農業稅八千萬，成本卻預約六千萬，所得杯水車薪。江西豐城甚至征稅成本大於稅收所得，人間慘案。
管子自顧自道：“這還是宋民誠信。周室王畿更慘，周之野人為少納稅，八戶人家聯合起來，隱瞞田產的真實收入，為少繳納粟米。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鬥角，於田間逡巡。民多而官少，瞞報田產者比比皆是。
周室不得不廣招輿人監督，輿人倍增，征管成本陡然提升。是以國不增田產而官府所得逾減。然民之黠無窮無盡，逃稅漏稅之法層出不窮，而周室愈發困窘，連賞賜諸侯之美器都羞赧，索性增添，讓諸侯頭疼去。”
在這場零和博弈中，周人的征稅成本遞增，百姓為了活命避稅，把更多的時間浪費在和官府鬥智鬥勇上，有的人幹脆不種田，專門望風；有的人負責牽製官吏；其他農民則需要將產出分一部分給這些“鬥士”。
於是官府所得賦稅如毫發，百姓耗時耗力，也難以伺候好莊稼。上下皆輸。
亞當·斯密曾經曰過，一切賦稅的征收，須設法使人民多付出的，盡可能等於國家所收入的。人民付出多於國家收入的幾種情況，比如，征稅使用了大批官吏，不但耗費大量的薪俸，還要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負擔；征收妨礙了人民的勤勞使本來可以舉辦的事業因為稅收而縮減甚至消滅；稅吏的稽查給人們造成麻煩、困擾和壓迫，人們都要設法逃避這種煩擾，凡此種種。
亞當·斯密定義了稅收的征管成本，這種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與國家所收到的之間的差額，差額越小，征管成本越小，越符合經濟的原則。
西方有賢人，東方難道沒有高人注意到這一點嗎？
北宋大吃貨蘇軾曾治理密州，發現朝廷的征稅成本問題。活不下去的百姓要麽偷稅漏稅，要麽幹脆披發入山、下江為盜賊。在給朝廷上奏的《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三道奏疏中，蘇大學士痛陳封建王朝不計成本收稅，以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兒童之見”。
“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蘇軾通過嚴密的數學論證，證實了封建王朝稅收模型的愚蠢——既失去了財源，又失去了民心。
這一愚行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禎。越是攤牌遼餉，越是增加征稅成本，不禁國庫收不上錢，百姓也揭竿而起。有網絡學者計算過，崇禎年間，征稅的成本是稅收收入的百倍不止。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