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隻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麽來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麵麽？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地跑到什麽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麵也早聽到咚咚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台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麵看，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喤喤地響著了，用了心，才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後麵，一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麵，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著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地毛骨悚然地走出了。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聲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地說：“怎麽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隻在冬冬喤喤地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後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台下不適於生存了。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冬冬喤喤之災，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為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台是遲的，而第一舞台卻是新式構造，用不著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鍾才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隻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邊插著兩個點火的紙撚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連的母親，因為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小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麽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地等待過什麽事物，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籲籲地喘氣，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之以十二點，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裏不適於生存了。我同時便機械地擰轉身子，用力往外隻一擠，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後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於出了大門。街上除了專等看客的車輛之外，幾乎沒有什麽行人了，大門口卻還有十幾個人昂著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著並不看什麽，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卻還沒有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