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餉、練餉、剿餉（曾議，未實施）等“三餉”的加派，成了崇禎一生的最大汙點。然而，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陳支平先生卻說：“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餉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穀，這在明末的畝產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70]
應該能理解到，在國家發生戰爭時期，適量的增加賦稅乃是無可避免的。[70]清朝入關之初，多爾袞曾大義凜然地指責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複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71]然而又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72]然而，真正的事實卻是：這蠲免“三餉”的諭旨並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袞邊外築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以前項遼餉在萬曆年間加派，故複照舊派征”。[73]
因此，明史學家顧誠在《南明史》指出“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複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
崇禎二年（1629年），欽天監測量日食再次失誤，而同時徐光啟依靠傳教士的幫助，運用西法測量卻相當精確，符合天象。當崇禎皇帝責怪欽天監時，欽天監官員據實說，《大統曆》承《授時曆》已久，他們隻是在開國二百六十年後遵守舊法而已，若因循守舊下去，以後不能無差。禮部就此再奏請開局改曆，才得批準。至此開始，徐光啟以六十八歲的高齡被朝廷委任為管理部事的禮部左侍郎，開創了劃時代的偉業——纂修《崇禎曆書》。[74]
明朝聘請來華耶穌會的龍華民（意大利人，參與短期編製）、羅雅穀（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參與短期編製）、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參與譯書，編譯或節譯哥白尼、伽利略、第穀、開普勒等著名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從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陸續編成書。
《崇禎曆書》是中國最早吸收西方先進天文學知識對中國傳統曆法進行改革的大型學術著作。它全麵係統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知識，形成了對中國已相對落後的傳統天文學的衝擊，使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從此走上了一條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學為主的新路，對推動中國天文學向近代模式發展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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