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執政時期，對於後金，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帝在用人方麵，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隻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模對後金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壓農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77]
曾經強盛的明朝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確實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77]
崇禎帝與臣子的關係或可說是曆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壓農民軍以及抵抗後金外，將更多的心力用於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7-78]
盡管崇禎帝誌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淩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帝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誌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帝隻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監。[53][77]與此同時，崇禎帝雖屢下罪己詔，然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明末的眾多農民起義也正是其貪財苛政最嚴重的後果。此外，在遼東戰局屢敗之時，不納周皇後遷都之諫而喪失了最後的機會；而從南明諸政權觀之，朱明皇室在清朝的背景下號召力依舊不容小覷。故而，崇禎帝盡管勤政，卻錯誤百出，不僅不可能中興明帝國，其亡國也幾乎是必然。[77]
崇禎帝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汙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帝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帝表現得極為機智，《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崇禎帝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崇禎帝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79]明朝並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國的良臣與禦敵的良將，但崇禎的凶暴與多疑、懈愎讓這些忠臣良將一個個成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隻能選擇閉口不言。他本來是有機會的，本來他完全有可能成為大明的中興之主，但他失去了——這看來偶然，卻又必然。[80]
由於連年的災荒，農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燒整個華夏大地，後金不斷侵擾的邊疆，導致軍費不斷激增，而稅收卻無法跟上，這一切的結果導致崇禎年間加稅不斷，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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