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 進軍神速

崇禎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禎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17]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18]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19]“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20]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21]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22] 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23]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七、八年間興縣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將鼠疫傳播到相鄰的地區。從興縣過黃河，就是陝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禎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並災，崇禎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並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24] 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明代萬曆和崇禎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人以上。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驚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順治元年（1644年）後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濟開始複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