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要“引人入勝”，文章得能“上口”，這種理論我是頭一回聽說，但從此也就養成了個習慣。寫小說從結構時就從讀者角度想一想，怎麽個章法讀起來有趣；寫完了念兩遍，看看把話說利索沒有。把老舍和趙樹理列為“通俗文學家”是近年來文學新潮中的論調，那年頭還沒這個說法，我想即使有，我大概也會向他學習，別管什麽家，文章寫到老舍、樹理的份上極不易，不信試試。
其實我年輕時倒是極想混入雅群的。那時我讀西洋文學，特別是蘇聯很入迷，認為樹理同誌式的小說手法有點不時髦。所以在寫作時我極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新潮一點，明明是“一條白狗”，我得寫成“狗，白色的！”“他正在吃飯”得寫成“正在吃飯的他。”覺得這樣才時髦，才夠派，也就是才“雅”。大家看看我的《在懸崖上》，就知道我以上交代屬實，後來，具體說是二十多年後，年歲大了，書也讀懂一點了，再看自己這些裝腔作勢的文章才感到害臊。從此就立下兩個宗旨，中國人寫小說，頭一條要把中國話說得像中國話。這麽條簡單道理弄了半輩子才明白。辦起來更不易，得下點功夫。二，小說是敘事文學，中國人敘事有中國人的習慣，怎麽敘得叫人愛聽，想聽是個學問。當然要學習外國同行的長處，但以學得看不出出處為上，這樣弄了幾年，有人認為我的小說有點看頭，有點特色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像“三高”的翻譯文字了（三高者高植、高名凱、高莽也。他們三人的譯作我讀得最多），暗自感到點安慰。大概也就因為如此，才有了點民族化、大眾化的意趣。我讀過一些被認定為“通俗作家”的作品。老的如張恨水、劉雲若、宮白羽，新的如金庸、梁羽生，有幾位還有幸相識，我很欽佩他們的作品，論功力、才情、學問，都不可多得，不是輕薄幾句就能抹殺、自命不凡就可超過的。
我向來怕介入爭端。說以上這些，也隻是表明自己的觀點。並不意味著我不讚成別人有另一番解另一套作法。中國如此之大，刊物甚多。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不必有你無我，黨同伐異。有這工夫花在寫作品上比花在宣傳主張建立門戶上強，這是我個人的主張。
1989.7.16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