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的愛玲是迷茫的。她的新作《秧歌》所引起的注目，多半是將作品的題材定為“反共”，而故事中的世態人情，卻不為大眾和評論界所關切。她自認到底是上海人，而香港，並沒有她在舊上海那麽蕪雜龐大的讀者群。這時，她想到了胡適。
這位五四運動的發起人，是中國文壇當時出名的老好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說法，幾乎成了一句流行語。愛玲同胡適的接洽，其緣由卻可以追溯到那個古香古色的文字盛行的年月中去。因為，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同胡適的父親胡傳，自來就曾有過很深的交情。
但愛玲對這段世故，究竟曉得的並不多。她對胡適的印象，來自於家中從她幼年時起，便對胡適作品的重視和賞析。連墮落成性的父親，都曾親自買來胡適的著述，鄭重地擺在書架上，自然逃不過自幼聰慧過人的愛玲的品讀。她七歲時的讀物，便是《西遊記》，這個年齡，恐怕即使是現代的孩子，也是在能否過了識字這一關上徘徊的年紀吧？
但胡適對於張佩綸對其父親的提攜引薦，卻是不敢輕易忘懷的。因為他父親，也不曾對這份情誼有絲毫怠慢。足見胡氏父子，始終是將張佩綸視為胡家的恩人一般。
這因由起自胡適父親胡傳的鬱鬱不得誌的前半生。胡傳，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年，未跨入二十世紀的門檻，便已辭世。他死之時，胡適隻有三歲八個月。在這個日後文壇巨擘的人生軌跡中，父親的過早離去，恐怕是偶然中的必然。何出此語？因為胡傳本身是個理想主義者。
他字鐵花，號鈍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在十六歲的時候參加科舉，本已通過縣試和府試，然而從此他雖師從劉熙載，卻仕途無門，原因在於，他未能受到當時唯一的做官途徑——科舉製度的評卷人的賞識，漂泊輾轉半生，卻再未曾中舉。
正如吳敬梓筆下文人的辛酸經曆一樣，這失意的打擊，對胡傳而言是刻骨銘心的。男兒有誌，皆願功成名就，兼濟天下。奈何吳鉤看了，欄杆拍遍，還是報國無門，任一世風流被雨打風吹去。然而他終究不是一個囚籠困獸，不會任憑自己耽溺於娼館酒樓繁華地，獨毀了救世的心胸。
有句話說得好，忠孝不能兩全。豈止忠孝，就連夫妻之情，天倫之樂，同男兒誌向相比，都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古有蘇武牧羊，同妻子隔絕音訊十九年，紅妝獨守空帷，倒也難為了蘇武的妻子。但假使有這樣的丈夫，畢竟比嫁給一個流連聲色的浪子，還是強上許多。所以，當胡傳為了自己的誌向，拋下妻兒隻身趕赴東北邊陲的時候，倒沒有記載家人可曾纏磨阻遏過。即便有，他也是去意已決，再留無門的。在他看來，既然自己的文章，難得考官青睞，那麽，實現人生理想寄予和宏達抱負的，便隻有另一條路，就是通過引薦，去當時誰都不願去的地方，做沒有多少人願意、或是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他決定長途跋涉，盡自己綿薄之力，為末時代的國民，找尋一絲維權的希望。彼時，清政府與國外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已多如牛毛，1881年，俄國更是肆無忌憚地又大片侵占了我國領土，進而逼近東三省。胡傳本來誌在四方，家的小氛圍包裹不住他一腔豪情。他無法解脫，隻能順著理想指引的方向一徑走下去。於是，剛過不惑之年的他，竟做出了一個孤注一擲的驚人決定，要隻身赴東北報效國家。他匆忙趕往上海，處理了家族在上海經營的店鋪，又在同一年，舍去薄麵，向一位富商親戚借了些銀元，留在家中一些，自己隨身攜帶一些，於是訪天津同鄉章洪鈞，又見北京族兄胡寶鐸。他此行是想托熟人代為引薦給清廷的三品卿 ——吳大澂。而當時，吳大澂已勝任太仆寺正卿督辦。他在受任三品卿銜時，在吉林輔佐當時的大將軍銘安辦理東北邊防事宜，遍查邊陲要隘，並且協助吉林將軍一手建立起靖邊軍。這位吳大澂，據胡適講，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政治家，考古學家和大學者。而曆史記載，他是清末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雖然曆史的定位同胡適的考證有出入，但無疑，吳大澂是一位專心治學，品行超凡，既能以學問濟世，又能憑文治武功安邦的護國良才。能在這樣的人麾下效力，想必胡傳是心向往之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