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勳
我常常想，孔子《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難道不是他老人家為我們描述了當年他所經曆的一種文化傳播盛宴的場麵，並且揭示了當時的文化傳播者應當具備的傳播心態嗎？然而，也許由於某種文化習得性遺傳的原因，到現在，許多教科書中，仍將“時習之”僅僅注釋為經常溫習。這樣，三句話就成為邏輯上互無聯係的並列語句。其實，“時習”應當是經常研習、討論。這樣，緊接著的後麵兩句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才有邏輯上的聯係與依附。
有人說，中國人自宋元以後，在社科研究、製度創新方麵的能力下降了。這話雖不一定全麵，但引之為反省、警策，還是必要的。傳播學自上個世紀初中期在發達國家孕育誕生，將近半個世紀，在我們的社科研究中，在重視程度和創新研究方麵，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接近新世紀到來，學者們在傳播學本土化研究問題上，給予急切地呼籲。這當然不光是知識分子心態變化所能完成的。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也為學術研究的長河注入了不竭的活水。
楊立川教授的《傳播習俗學論綱》，正是在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期盼聲中孕育而成的。
通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我們說，每個民族都有該民族自身得以在漫漫的曆史長河裏生息綿延的密碼。傳播習俗幾乎涵蓋和涉及社會習俗、民族習慣的方方麵麵。它習慣性地影響著、製約著人們的言語方式、行為方式和傳播溝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發掘它，研究它，實質上是在發掘和研究一個民族從曆史深處走來所長期積累的傳播智慧。我很同意立川教授的提法：傳播習俗是在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形成的習慣性、風尚性的傳播現象。在人類整個傳播現象中，它具有基因性的意義。為解讀“密碼”，揭示“基因”所從事的艱苦勞動，肯定是具有十分可貴的價值和意義的。
當然，傳播習俗的發展、流變，也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普遍而顯著的規律。立川教授的《傳播習俗學論綱》在這方麵也給予了十分重要的關注。他認為，“搞清人類社會生活究竟是如何決定了人類傳播習俗的形成和變化，更進一步說，作為社會子係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在傳播習俗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是傳播習俗研究不能缺少的視角。這種係統的視角、動態的視角，使得傳播習俗的研究成為一條滾滾而流的活水，為後續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也留下充分的伸擴空間和開掘的餘地。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