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後，在1996年和2004年我寫的作品最多。1996年，我剛去美國不久，而2004是搬到加拿大的第二年。不知是搬遷，還是孤獨，更激發人的靈感。1996年短篇小說《網人》獲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對我是很大的鼓勵。當時我在美國既沒有工作，又不懂英文，自信心處於幽暗的低穀，便把“文學當作逃離精神低穀時所攀援的青藤”；而在2004年，短篇小說《旋轉的硬幣》獲第二十六屆聯合報係文學獎，我“慶幸自己在經曆了許多的掙紮和眼淚之後，終究還有文學，漂泊者最後的懷抱，可以歸依。”
在這場不乏艱難的文學旅行中，很多人曾支持、幫助過我，指導過我寫作。百花出版社的副總編董兆林、法律出版社的編輯周麗君，加中筆會前會長孫博、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吳華博士、約克大學的徐學清博士，著名電影導演吳天明，評論家雷達、白燁、陳公仲、白舒榮，作家陳啟文、李慶宇……這個名單很長很長。
記憶中印象很深的，是2004年深秋的一天，在多倫多的一家廣東早茶店裏，我和吳華博士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安靜角落，坐下來。她拿出我的小說打印稿，字斟句酌地談了她的感想。看到她在打印稿上批注的工整手跡，我很忐忑。當時的我，連個“落魄文人”都算不上，落魄倒徹底，但從未當過一天專職文人，我的作品，值得她這麽認真地研究嗎？不久，她寫下了評介我的創作的第一篇論文：《“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解讀曾曉文》。出生於學術世家的吳華博士，治學嚴謹，文筆精粹，促使我在寫作時潛心構思；她後來在評論中稱我為“族群之夢的守護者”，我的寫作是“‘作為老百姓’的‘底層寫作’，是為沉默者代言，是把說話的權利還給‘失語者’”，由此我不願也不敢割斷自己與普通生活、與故土之間的骨肉聯係……
3月16日傍晚，我回到了曾生活過十八年的老家佳木斯。第二天，在母校一中講演，麵對上千名學生，我再也無法控製自己的感情，聲音開始哽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在和老同學聚會時，幾次潸然淚下……多年來恐懼這一場感情洪水的傾瀉，最終隻能放任自己。
也許正因為還沒有學會掩飾，我依然是老同學眼中二十幾年前的我。他們說：“你就像從來沒有離開過……”那是我在故鄉之行中聽到的“最高評價”，這句話超過了所有讚美。我並沒有真正離開過，總從黑土地裏尋找意誌和力量的源泉，並始終保持龍江人的堅強、樂觀、直率和真誠。還有文學，讓我留住了本色。因為有真情流露，才有長篇小說《白日飄行》、《夜還年輕》，才有散文版的“美加兩部曲”《別了，美國》和《與多倫多共飲》……
4月，我的短篇小說《蘇格蘭短裙和三葉草》進入中國小說學會“2009年中國小說排行榜”。一個邊緣寫作者的文學“慢船”，似乎進入了中國文學評論界的視線。我的生活並沒有產生改變。從事IT業，利用業餘時間寫作。也許我的筆還有許多可能性，但把文字的“可能”變成作品的“現實”，路途依然漫長。
於是我不斷自問，這艘文學之船，當再次起航時，下一站會是哪裏呢？
（繁體版載於《文綜》2010年夏季號，簡體版載於《黑龍江作家》2010年第6期）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