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派去省委匯報工作的張西鼎同誌回到部隊。他經陝西省委去延安向中央匯報了三十八軍的情況，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葉劍英同誌和汪鋒同誌也參加並聽取了匯報。毛主席肯定了三十八軍工委的工作，並指示：“要繼續大量培養幹部，擴大充實部隊，整頓、健全黨的組織，清理內部，要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要進一步擴大統一戰線，防止蔣介石要消滅三十八軍的陰謀和日偽的軍事突然襲擊。同頑固派鬥爭應盡量利用國民黨內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和關係，在必要時要征得趙壽山的同意和合作的情況下，才能起義”等。並且，中央交給張西鼎同誌一種特別機密的譯電本帶回了部隊。工委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總結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一步擴大了教導隊，加強了幹部訓練工作，嚴密了黨內紀律，停止了一些動搖分子的黨籍，清除了部隊中的內奸，擠走了蔣介石、胡宗南等派來的特務、反動軍官、學生和指導員，撤換了部隊中個別墮落腐化和反對新作風的頑固派舊軍官，初步做好了各種應急準備。
張西鼎同時傳達了省軍委負責人汪鋒同誌的指示，說汪要他參加三十八軍工委，管理組織工作，要我隻負責統戰工作，讓我將原分管的組織工作交他來管理。這一指示，當時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波動，認為統戰工作沒有組織工作重要，並懷疑張西鼎同誌在省委和汪鋒同誌處說了我的壞話，才使汪鋒對我有了什麽看法和意見。因此，我一時產生了委屈情緒，想離開部隊回邊區學習。工委蒙定軍書記認為汪鋒同誌的這個決定是與部隊當時的實際情況不夠適合的，張西鼎的匯報可能是與實際有出入的。因此，他當即找省委聯絡員楊信（小劉）一起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見，並報告省委：按照省委指示加強工委工作，增加張西鼎同誌為工委委員，但仍由我負責組織工作，隻把一部分組織工作交張西鼎同誌管理，並且張西鼎同誌的工作由我直接領導。此事，使張西鼎同誌對工委，尤其是對蒙定軍同誌和我不滿，以後他又在這個問題上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影響了省委和工委以及蒙和我與上級的團結，這是後話。
9月，三十八軍黨組織為了對付特務的破壞活動，聽從崔仲遠的建議，成立了黨的保衛隊，羅曼中（羅殿芳）同誌任隊長。同時，專門設立了工委的秘密電台，與陝西省委、西北局、八路軍前總等建立了經常聯係，並收抄新華電訊，作為教育黨員的學習材料。電台負責人是薛高濤（薛宗厚），譯電員是鄧元溫（溫偉）。
這段時間，我們對部隊黨員和教導隊的教材，除了上述一些文件外，集中以毛澤東寫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為中心，學習和樹立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毛澤東說：“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主席的這些教導，對教導隊學生中、特別是大批的黨員中所存在的那種單純為學理論而學理論的不良風氣，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和肅清，對“蔭蔽精幹”方針的貫徹，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11月，處決了一個特務聶伯林。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聶伯林是潛伏在三十八軍軍部機要室裏的一個軍統大特務，受洛陽長官公署第二廳軍統室的直接領導並與當時的三十八軍國民黨政治部也有關係。在軍部黨的負責人王安仁（王靜先）等人的長期偵察下，發現聶向洛陽和重慶特務機關的告密材料以及洛陽特務機關給聶的指示信件等。工委得悉情況研究後，決定由崔仲遠同誌去告知趙壽山，由趙下令，以違犯軍法的罪名，將聶逮捕，關押在特務連（連長是尤繼賢同誌），準備公開處決。但由於管押不嚴，在政治部特務的接應下，聶伯林逃出特務連，藏到了政治部內。此後，趙壽山和崔仲遠給我打電話，要我在鞏縣一帶捉捕（此時軍部駐廣武縣的蘇岩村，距我處約百十裏）。我當即布置執行，在嵩山通往洛陽的小道上將其捕獲。趙壽山、崔仲遠、蒙定軍等幾人通知我，教我將其就地秘密處決。一天晚上，我與張西鼎對聶審訊後，由教導隊的一個區隊長楊培才（楊鎮魁）同誌帶人將聶活埋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