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是我國古代的特有產物，是一種雖不見諸於法律，但卻具有無形威力的封建禮法。辛亥革命以前，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得觸犯當代帝王或所遵者的名字，必須用其他方式來回避。各朝所諱不同，避諱的方法亦有別。因為避諱，所以古代典籍文獻中多有因避諱而改動文字的地方，以至前人的姓名、官名、地名、書名、年號等都弄得混亂不清。
唐代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統治者對避諱的問題要求不嚴，並以法令的形式公諸於世，如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即唐太宗即位那年，太宗李世民即詔令全國：有“世”及“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避。唐高宗顯慶五年（660），又降詔曰：“有嫌名不諱，今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所謂“嫌名”諱，即指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要避諱。唐太宗之詔，既解決了當今皇上避諱的問題（皇上尚且不諱，其他人自不必說），又解決了“二名”諱（即名字中兩個字連用要避諱）的問題；唐高宗之詔，解決了“嫌名”諱的問題。按理說，已有朝廷明令，避諱的大多數問題已經解決了，然而，積習難返，法令是一回事，社會習尚是另一回事。在現實社會中，避諱仍是一種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封建禮法，仍為不少人所墨守。
李賀是一位極具才華的年輕詩人，頗得韓愈青睞。憑李賀之才，若參加進士考試，金榜題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韓愈力勸李賀舉進士，而竟遭到時人的嫉妒與非議，理由就是李賀父親叫李晉肅，而“晉”字和“進士”的“進”同音，李賀如考進士，就算犯了“嫌名”諱的規矩，所以李賀應避家諱而不能去考進士。又因為韓愈勸李賀考進士，輿論又說“勸之舉者為非”，即是批評韓愈也不懂規矩。韓愈的弟子皇甫湜對他說，這事如不說清楚，您和李賀將會有無視“避諱”這種禮法習俗的罪名。韓愈說：是這樣。於是就憤然命筆，寫下了《諱辯》這篇名作。
文章首先從法律的角度來談，引用了“二名不偏諱”和“不諱嫌名”這兩條法律，接著質問：“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就是說，李賀考進士，既不違犯二名諱，也不違犯嫌名諱，是完全合法的。如果李賀因避諱連進士都不能考，那如果有人父親名字中有“仁”字，他的兒子難道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了嗎？文章接著又列舉古聖先賢的例子加以論證：孔子是聖人，“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的母親名征在，孔子隻是“言‘征’不稱‘在’，言‘在’不言‘征’”；曾參是先賢，“曾參之父名晰，曾子不諱‘昔’”。並且又說：“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輒’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後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老子名騏期、杜度，兒子若避諱，連姓都不能姓了；呂後叫呂雉，漢人避諱，不說“雉”而稱“雉”這種鳥叫“野雞”，那麽“治天下”的“治”就不好辦了。文章舉古聖先賢無可辯駁之實例，說明李賀舉進士，既合法，又合理，又合於古聖先賢之慣例。並用歸謬的方法，舉例把非議者的理由推向極致，以說明其荒唐可笑。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