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劉開評此文說：“且退之亦嚐負當世之謗矣。夫不為天下所共者非（不做天下人都認為是不對的事），必不能成一人之是（一定不能成就一個人所做的事是對的）。當退之卓起波靡中（奮起於敗壞的社會風氣中），為眾人所不能為（做眾人所不能做的事），犯天下之不韙，其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雖頌伯夷，倘亦有自任之意乎？”（《書韓退之<伯夷頌>》）曾國藩則更為明確地說：“舉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平生製行作文之旨。此自況之文也。”（《求闕齋讀書錄》卷八《韓昌黎集》）此說可謂一語中的，這是一篇“自況”之文：明說古，暗道今；明頌伯夷，實為自頌。可見，韓愈頌伯夷，並非自己也不想吃唐朝的糧食，更不是想學伯夷采薇而食以至餓死。韓愈是要幹事的，幹大事的，但他絕對不願人雲亦雲，隨俗浮沉，他要特立獨行：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幹的事，他敢義無反顧地去幹，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辭。曾國藩說“特立獨行”是韓愈一生做人、作文的宗旨，確為知音之論。韓愈一生的確如此：在“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情況下，他寫《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為民請命，而被貶陽山；在“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他上《論佛骨表》，反對憲宗迎佛骨，被貶潮州；在駢體文被定為科舉考試的法定文體時，他堅持寫古文，以至“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為吏部卒無成”。雖一生曆盡坎坷，但最終他成為事業上頗有建樹的官員，文學上的一代文壇盟主。
韓愈此文，既明誌，又諷世。不僅在當時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而且他所稱頌的“特立獨行”精神至今仍是人們立身處世的重要準則。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