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節 巧用寓言刺政敵

寓言，作為一種文體，其主要特點是通過講一個帶有勸諭性或諷刺性的故事，說明一種事理，多用以此喻彼，以古喻今，以小喻大等手法，而讓讀者從故事中去領悟事理。 柳宗元被貶永州，一方麵，他孤寂、苦悶，甚至產生了某種消極情緒；但另一方麵，作為一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沒有放棄對社會現實的關注，當然，也沒有忘掉仍在置他於死地的政敵。柳宗元對自己的政敵有深刻的本質認識。他內心充滿了憤怒、反抗和鬥爭的激情，他要揭露政敵，要勸諭人們認識這些人的無能和醜惡。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處政治環境之險惡，不允許他指名道姓地去進行揭露和諷刺。在這一特定情況下，寓言就成為他進行政治鬥爭的一種有力武器。 柳宗元寫寓言，有著非常明確的目的性。他在《三戒》的小序中說：“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幹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五，似其事，作《三戒》。”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他所寫寓言，都是幹預時事的，《三戒》如此，其他亦如此。 《三戒》由三篇短文組成，《臨江之麋》寫麋因得主人寵愛而忘乎所以，認犬為友，終被外犬“共殺食之，狼藉道上”，但“麋至死不悟”。借以諷刺那些依仗主子寵愛而得意忘形的人物；《黔之驢》寫黔驢徒為龐然大物，技止於鳴叫和“蹄之”，而最終被老虎“斷其喉，盡其肉”，借以諷刺那些表麵上聲勢顯赫，實際上既缺德又無能的外強中幹式的人物；《永某氏鼠》寫老鼠因主人愛鼠而活動猖獗，新主人來後仍“為態如故”，終被新主人多管齊下，“殺鼠如丘”，借以諷刺和抨擊那些鑽空子肆無忌憚的家夥，同時也把矛頭指向縱鼠為患的房主人。《三戒》中所諷刺、抨擊的對象，可以說都是現實官場中某些官吏的形象，作者都讓他們遭到殺身之禍，隱含著作者對這些陰類惡物的辛辣諷刺和切齒痛恨。 《蝂傳》是他的又一篇名作。文章敘寫這種善負重的小蟲，性貪婪，喜爬高，而最終“墜地死”的故事，借以諷刺社會上那種“遇貨不避”，貪得無厭，日思“高其位，大其祿”、不擇手段向上爬的無行官吏，並指出他們“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必然招致滅亡的下場。《羆說》是一篇短文，寫一個沒有真實本領，隻靠“能吹竹為百獸之音”的小技和懂得幾種動物之間的製約關係，就企圖誘獵野獸的獵人，最終被羆吃掉的故事，借以諷刺那些不圖自強，隻靠外力的人，實際上是指責和諷刺當時的朝廷“不善內而恃外”，對藩鎮采取“以藩製藩”“以夷製夷”的錯誤策略，警告朝廷如此下去，必然會禍及己身。《鞭賈》寫一個厚顏無恥、謊言欺世的商人和愚妄無知而又自以為是的貴公子，實際上是借以揭露那些專靠狡詐而巧取名利的腐敗官僚和那些上當受騙而重用他們的大人物。 可見，柳宗元寫寓言並非為了編故事以自娛，而是有著顯明的政治意圖。他的每篇寓言都是有為而發的。他以政治家的敏銳眼光和卓越見識，選取富有社會意義的典型事物，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把極其深厚的社會生活內容帶入寓言之中，使高度的哲理性和強烈的政治性有機融合，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既痛擊了自己的政敵，又使其政敵難於找到借口加罪於己，充分體現了作者睿智的鬥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