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後說，鬼神之事，渺茫荒惑無所憑據，明智之人根本不談這些。“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hángháng，剛強的樣子）焉如退之，猶所雲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即是說，像您韓愈這樣有德有才的人還說鬼神之事，那麽撰寫唐史之事豈不是無人可以托付了嗎？明君賢臣得了您這麽個史才，又不能編好史書，實在是令人心痛啊！“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雲‘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推托給）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這簡直是以強硬的態度在逼迫韓愈：您應該再考慮考慮，認為可以幹，馬上就幹；如果最終因懼怕刑禍而不敢幹，就該立刻辭職。還說什麽行將考慮辭職？如今該幹不幹，又要把此事推給史館中其他人和青年人，這實在是太糊塗了。不能勉強自己而又想去勉強別人，實在是太難了。
這封複信實際上是一篇爭論文章，集中批判了韓愈的史官難做論和史官危險論，尖銳指出“天刑人禍”說的荒謬，批評韓愈不願做史官的要害是“道不直”，並敦促韓愈“可為速為”，而不要“當為而不為”。
從雙方爭論的問題和各持觀點看，這確是一場有關“史官”問題的激烈論爭，韓愈該批，柳宗元完全是正確的。然而，如果我們深一層考慮，事情似乎又不那麽簡單。韓愈並不是一個迷信鬼神的人，更不是一個“不作為”的史官。他那眾多批判鬼神迷信的言論和他在史館寫出《順宗實錄》，並因秉筆直書而為宦官所忌，逼迫幾代皇帝下令修改，以致最終“竄定無全篇”的事實，都證明他是一位盡職的史官。在給朋友信中所說，固然有史官危險的思想，但同時表明史官責任之重大，自己戰戰兢兢為之，不敢“率爾”從事的想法也是明顯的，合乎人之常情的。而柳宗元的批判雖然正確，但未免過於“認真”了，對後者考慮不足。而另外需要看到的，則是柳宗元對韓愈的批評，雖則十分嚴厲，但另一層意思往往被人忽視，那就是結尾處對韓愈德、才的肯定，對朝廷選人的肯定，對韓愈的切責和激勵之意，也是不言而喻的。
柳宗元不愧是韓愈的諍友和摯友，而不是對頭。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