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夏，韓愈以比部郎中兼任史館修撰，秀才劉軻致書韓愈勉勵之。韓愈收信後，分別寫信給劉軻和柳宗元，一再表示不願當史官。韓愈給劉軻的《答劉秀才論史書》現存於韓集中，而給柳宗元的信今已不存。但柳宗元於元和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給韓愈的回信《與韓愈論史官書》今存，從中亦可大致推知韓愈給柳宗元信的內容。
這是韓、柳兩位朋友間圍繞史官問題的一場激烈爭論。
韓愈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中，主要表達了如下意思：第一，“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即做史官的，能夠據事實錄，已非易事，何況要對事跡進行褒貶評論呢？第二，列舉孔子以來為史者多遭不幸，故“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即是說，做史官風險太大，讓人望而生畏；第三，唐之聖君賢相、文武之士不可勝數，不是一個人倉促間可“紀而傳之”的，況自己“年誌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敦勉）”，自己“行且謀引去”（打算辭職）；加之“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愛憎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已不可取信於今，何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所以自己“實不敢率爾為也。”第四，“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總之，韓愈反複申述：史官難當，當史官風險大，自己不願當史官。
針對韓愈對史官的認識和態度，柳宗元在《與韓愈論史官書》中一一進行批判。文章首先表態：“及今乃見書稿，私心甚不喜。”認為韓愈的這些認識與其“往年言史事甚大謬（相去太遠）”。接著對韓愈避史官一事提出批評。柳宗元認為韓愈說自己“不宜一日在館下”“以為記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是非常錯誤的，與“古之誌於道者”大相徑庭。即是說，韓愈的言行不是“誌於道者”所宜為！柳宗元在文中著力批判的是韓愈“天刑人禍”論。他認為韓愈用這一觀點來評說曆代的史官是非常糊塗的。“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若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即是說，凡史官，都應伸張正直之道。如果自己是行了正直之道，即使是死也決不回頭；如果改變其道，還不如馬上離開這個職位。他又在一一分析曆代史官的遭遇後，明確地指出：韓愈應該“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可以說是把問題上綱上線了。
針對韓愈說唐朝人物史事多，自己又年誌衰退，一人之力難為，柳宗元也從“誌”的角度予以批評。他指出，如果韓愈“有誌”，“但以所聞孜孜不敢怠”，其他人亦如此，不待別人督責而忠於職守，那麽唐史最終可“明”，如都像韓愈那樣推托，那麽唐史將無人修撰。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