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初年，在相位已久的呂夷簡不思政事，故多有積弊，與有誌於改革的士大夫屢有衝突。景祐三年（1036），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的範仲淹因官吏進用多出呂夷簡私門，遂上《百官圖》，指出某些官員與呂夷簡的裙帶關係，並指出朝廷近臣的進退不應全出自宰相。這就觸怒了呂夷簡。不久，範仲淹又因論建都之事與呂夷簡發生矛盾，呂夷簡說範仲淹“迂闊，務名無實”；範仲淹則向朝廷進獻了《帝王好尚》《選賢任能》《近名》《推諉》四論，譏切時政，並點名指責呂夷簡敗壞宋朝家法。呂夷簡惱羞成怒，不但攻擊範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而且以辭職要挾朝廷。軟弱的宋仁宗隻得將範仲淹貶為饒州知州。
範仲淹無罪被貶，在朝廷掀起一場軒然大波。不少朝臣為範仲淹鳴不平，紛紛論救。左司諫高若訥與範仲淹、歐陽修等素有來往，然而作為諫官，高若訥在這關鍵時刻作了風派人物。他不但不出來主持正義，替範仲淹說話，反而到處散布流言，並在餘靖家當眾詆毀範仲淹。時任館閣校勘的歐陽修聽到高若訥的言論後十分不滿，出於義憤，寫下了名震當時、流傳百代的名作《與高司諫書》。
範仲淹力主革新，反對積弊。他的無辜被貶，事關政治得失，國家盛衰和人民利害。如何對待範仲淹被貶，就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也關乎一個人的道德、節操。大義所在，不能曖昧。歐陽修不但積極支持範仲淹的政治改革，而且十分敬重範仲淹的人品，因此，他在此文中大膽而熱情地讚揚了範仲淹的賢達，直言不諱地替範仲淹鳴不平：“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就是說，範仲淹是一位道德、學問、才幹、政績、聲譽都很好，天下人所共知的賢者，呂夷簡利用職權誣蔑和貶黜範仲淹，就是一場小人整君子，保守派整革新派的政治鬥爭，而不是個人恩怨。
麵對這場鬥爭，執掌規諫諷喻之權的諫官高若訥本該仗義執言，替範仲淹辯不白之冤，而高若訥卻反其道而行之。對此，歐陽修不留情麵地予以揭露：“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高若訥在朋友落難之際，不施援手，當諫不諫，已是嚴重失職，大節已虧，但他又不甘心落下“惜官位”“顧利祿”不敢忤權貴的名聲，不甘心當“庸人”，做一名“不才諫官”，而是“昂然自得，了無愧畏”，對範仲淹落井下石，“詆誚希文為人”，“深非希文所為”，這實際上是附和了保守派的言論，做了呂夷簡等人的幫凶，還文過飾非，這就不隻是失職，而是缺德了。所以歐陽修稱之為“君子之賊”，罵他失去了做人的起碼道德。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