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在《居士集》序中說，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並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說歐陽修之道“似韓愈”，說歐陽修在文壇的地位相當於韓愈在中唐的地位，這種說法基本是恰當的。就歐陽修的思想而言，崇儒學而斥佛老是其根本，也是他“似韓愈”的主要依據。
歐陽修無疑是一位儒者。他在《與李秀才第二書》中講到自己的“文”與“道”時曾說：“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在《本論》一文中，他所反複強調的“義禮”，也主要是指封建等級製度及其倫理道德觀念。不過，歐陽修雖崇六經，但對於儒學經典並不一味迷信。唐代以欽定的《五經正義》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不許士子們隨意發揮。宋初的經學，也因循此例。歐陽修對此曾提出過嚴厲的批評。他在《論經學劄子》中指出：“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chènwěi，漢代流行的神學迷信）之書，以相雜亂，異乎正義之名。”並要求對《五經正義》加以刪正。他還用詳密的考證，對《周易》係辭、《詩經》小序等的真偽提出了大膽的質疑。作為宋代儒學新風的開創者，他首開疑經、議經之風，對宋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另外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歐陽修雖崇儒，但又不同於宋代正在興起的理學。他認為：“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所不言也。”（《筆記》）“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怪竹辯》）這種樸素的理性主義的哲學觀點，即與理學抽象的哲理思辨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並且他反對理學家們所謂“性理之說”，沒有陷入明心見性的泥潭中去。崇儒而不拘泥，尊經而敢質疑，這無疑是他的高明之處。
在儒、釋、道三教並立的唐宋時代，三家思想的互相滲透是明顯的，但其鬥爭也是十分激烈的。大凡真正的儒者，必反佛、道，歐陽修也不例外。唐代韓、柳並稱，但韓反佛、道，柳則信佛頗篤。歐陽修對柳大加非議，認為韓、柳文近而道不同，“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不但把柳宗元排斥於“聖人之徒”之外，視之如夷狄，而且稱之為“韓門之罪人”。在其《本論上》中，他激烈抨擊佛教之為害：“佛法為中國患千餘年，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之去。已嚐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他認為曆來反佛未見成效，主要是不得其法，即方法不對頭。他認為佛既為千年之患，反佛也就“非一人一日之可為”，“非口舌之可勝”，也非“操戈而逐之”所能奏效。因此，他並不讚成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強製手段，而強調要“修其本”。他認為：“禮儀者，勝佛之本也。”“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修其本以勝之”（《本論下》）。即要用儒家的“禮義”作為思想武器，通過持久戰的方式去戰而勝之。他對於儒、道二教在理論上的批判是相當到位的。他有一篇學術著作叫《唐華陽頌·跋尾》。文章先議唐玄宗：“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唐玄宗“肆情奢欲”，卻以“上清弟子（道家弟子）”自居，既貪富貴，又慕神仙，淋漓痛快地奚落其畏死生。接著，文章寫道：“甚矣，佛、老之為禍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說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使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佛徒，講“無生”乃“畏死”，老徒講“不死”乃“貪生”。歐陽修則說，佛、道徒們畏死，貪生，刻意求之而終無所獲，是因為他們違背了“天地之常理”。人有生必有死，這是自然界不可變易的規律，“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該死就得死，絕無例外。歐陽修此論，可以說是唐宋時期攘斥佛老最重要的理論，最精辟的見解，充滿著辯證唯物的觀點，在理論上給予佛、道以深刻的批判。當然，歐陽修晚年，在“更罹憂患”之後，也產生了“超然物外之誌”，曾向薦福寺顒（yóng）華嚴和尚“問其說”（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想了解佛理。但這也和韓愈反佛而不拒絕與和尚交往一樣，交往和“聞其說”是一回事，信佛是另一回事，不可混為一談。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