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常慨歎：“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嘉祐元年（1056）秋，蘇洵始見歐陽修，時年已四十八歲；嘉祐二年五月，蘇洵即返眉州處理程夫人喪事；嘉祐五年二月，蘇洵再攜二子入京，時年已五十二歲，但因家貧，京城米貴，隻好移居杞縣（時屬開封府），至嘉祐七年始移居京師，主要精力在參與修《太常因革禮》和著《易傳》。治平三年（1066）即去世。掐指算來，二人見麵結識前後不過十年，且歐陽修正身居要職，庶務繁忙，而蘇洵又人世多變故，因此二人也是別多聚少。然而，蘇洵何以引歐陽修為唯一知己呢？說來話長。
蘇洵很早就知道世上有歐陽修其人。仁宗慶曆三年（1043），當時範仲淹、韓琦、富弼等實行慶曆新政，歐陽修為右正言，知諫院，均為京城政治上之風雲人物，而此時，三十五歲的蘇洵正遊學於京師，因“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故沒有主動去結交歐陽修，但已識其為君子之人。慶曆五年，蘇洵又遊京師，親見慶曆新政失敗，諸公被貶，蘇洵為之“仰天歎息”。歐陽修是名滿天下的人物，所以蘇洵說：“雖不見其文，而固以知有歐陽子矣。”但蘇洵真正了解歐陽修是在他長期研讀歐陽修的文章之後。
蘇洵因屢試不第，遂焚舊稿數百篇，輟筆苦讀，專心於學術。他取《論語》《孟子》韓愈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其中讀得最多，體味最深的，大概是歐陽修的文章了。所以他在嘉祐元年《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敢於說：“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知之特深於天下之人。”他敢說自己最了解歐陽修的文章，絕不是自吹說大話。他在評說了孟子、韓愈等人的文章後說，大膽地說：“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而他對歐陽修文章風格的評說，至今學術界仍認為是最為中肯的。可見，蘇洵在和歐陽修直接交往之前，已對其為人、為文有了深入的了解，歐陽修已成為他在道德和文章兩方麵的偶像。應該說，他們雖未謀麵，但神交已久。因此，在益州知州張方平勸他入京、並告知已將他介紹給歐陽修時，他欣然同意再遊京師。
嘉祐元年（1056），蘇洵攜二子入京，將自己所著《權書》《衡論》等二十篇呈給歐陽修，並致《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極表對歐陽修道德、文章之仰慕，並求歐陽修“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而察之”。言辭懇切，不卑不亢。當時雖因京城水災，歐陽修忙於庶務而未能馬上見蘇洵，但對其文章十分讚賞。此年秋後，歐陽修接待了蘇洵，他對蘇洵說：“吾閱（見過的）文人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石介），然意猶所未足。今見子之文，吾意足矣。”這是歐陽修對蘇洵文章的最高評價，認為是自己見過的文章中最好的。蘇洵得歐陽修的首肯，既有受寵若驚之感，又慶幸自己終遇文章知己。十年苦心研讀，細心揣摩，沒有白費。歐陽修深識蘇洵人品及文品之不凡，於是寫《薦布衣蘇洵狀》薦之於宋仁宗，《狀》中稱蘇洵“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是一位“非特（隻是）能文之士”，又稱“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不鑽營當官）”，並將其二十篇文章轉呈仁宗，期望仁宗“甄錄”（甄別並加以錄用）。此舉亦足以證明歐陽修是真正了解蘇洵的為人、為文及人生誌向的。此後，歐陽修與蘇洵交往漸多，他先後給歐陽修上《洪範論》《史論》及《六經論》等，均得歐之好評。約在嘉祐元年末或二年春，蘇洵寫下了《上歐陽內翰第二書》。書中既感謝歐陽修推重其文，稱其《六經論》有荀子之風，又怨歐陽修“未暇讀”其文。書末又曰：“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切盼朝廷任用自己之意，溢於言表。嘉祐二年五月，蘇洵倉促離京返鄉辦理程夫人喪事，回鄉月餘，有《上歐陽內翰第三書》。信中談及自己和歐陽修相交的情形：“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麵談），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其為不朽之計。”回憶二人相見情形：一見如故，切磋文章。文中又寫自己在家“謝絕過從（與人交往），杜（閉）門不出”，取讀舊書，“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而“不可得也”；“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即是說，你歐陽修雖終日有人陪伴，但你無處找一個和自己“不言而心相諭者”。很明白，能做到如此心有靈犀，彼此心心相印的，唯有你我二人。其相知之深，於此可見一斑。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朝廷召蘇洵到舍人院應試，蘇洵以病相辭。嘉祐四年夏，蘇洵有《上歐陽內翰第四書》，既告訴歐陽修自己以病辭試之事，表達對朝廷遲遲下召的“不樂”，並告知歐陽修，自己將再次攜二子入京。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