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縱論六國警當世

蘇洵有一篇傳世名作《六國》（今通行本亦作《六國論》），是其《權書》十篇中的第八篇。這是一篇史論著作。六國，當指戰國末期先後被秦滅掉的韓、趙、魏、楚、燕、齊。此文的主旨是論六國敗亡的原因。文章開宗明義，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不是武器不好），戰不善（仗打得不好），弊在賂秦（弊病就在以割地的辦法來賄賂秦國）。”接著文章分兩層議論：先論韓、趙、魏、楚、燕五國之國君視祖先留下的土地如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並以“抱薪（柴火）救火”來比喻五國賂秦，說明它們亡國是理所當然之事；後論齊國未賂秦，但因其助秦而不助五國，所以“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以論證“不賂秦以賂者喪”之道理。文章前半部分有理有據地論證了六國敗亡的原因。 蘇洵此文寫於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之前，嘉祐元年秋，由歐陽修轉呈於仁宗。那麽，人們不禁要問：生於北宋的蘇洵，為什麽想起來去探討六國滅亡的原因來？其實，老蘇並非閑來無事，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別有用心”。其意不在“六國”，而在“大宋”。為什麽這麽說呢？我們隻要稍微回顧一下北宋的對外政策，也就不難明白老蘇之意了。宋朝建國後，麵對兩大外敵：北麵的契丹和西北方的西夏。北宋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與契丹訂立澶淵之盟後，每年要給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慶曆二年（1042），契丹派使者至宋，索要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及瓦橋（今河北省雄縣易水下遊）以南十縣土地，最後訂盟，宋朝每年增加“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慶曆三年（1043），西夏主元昊請和，宋朝又答應每年給西夏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老蘇對宋朝統治者這種向契丹和西夏納幣以求苟安的做法十分不滿，並對由此引發的後果十分憂慮，故寫此文以諷之。我們看文章的最後兩段，老蘇的用意更為明白。 文章說：“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就是說，如果六國把賄賂秦國的土地封給謀臣策士，以事秦之心來禮賢下士，合力攻秦，秦國一定會寢食不安。文章又語重心長地告誡說：“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就是說，治理國家的人，不要被敵國積累起來的威勢所脅迫。字麵上是在說六國，實際上何嚐不是在說宋？宋王朝如能用送給敵國的財物和心意來對待有用之人才，自強以抗敵，何至出現今日之局麵？ 文章最後又說：“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之下矣。”此段更有深意，所指也更為直接。六國與秦都是諸侯國，勢力弱於秦，還有不賂秦而戰勝秦國的機會，而今天以宋朝之一統天下，如果再蹈六國賂秦而敗亡的覆轍，那就連六國也不如了。這簡直可以說是指著鼻子在教訓宋朝的最高統治者了。 由此可見，老蘇此文完全是在借評論史事而抨擊朝政，借批評六國賂秦而亡來指責宋朝統治者對外敵一味妥協、屈服的可恥行徑，提醒和告誡統治者要富國強兵，抵禦外敵，萬不可步六國的後塵。此論對於宋朝統治者來說，確是苦口良藥，也是給昏聵的宋朝統治者的一付清醒劑。此文也充分表現了老蘇並非一介書生，他不但有憂國憂民之心，而且洞察時局，有卓越的政治見解，更表現了他有無畏的勇氣，因為“安內以養外”是宋王朝的國策，蘇洵此論正中其要害。沒有足夠的膽識，是不敢、也寫不出這樣的文章的。老蘇此論，不僅在當時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對任何治國者來說，也都不失其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