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編校曆代典籍

曾鞏於嘉祐二年（1057）考中進士後，即調任太平州（今安徽省當塗市）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曾肇《行狀》）所以“編校史館書籍”，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整理古籍，即對古代的書籍進行校勘和編排。曾鞏學識淵博，幹這一行對他來說是如魚得水，而他在這一崗位上一幹就是十來年，直到熙寧二年（1069）他被調任越州通判。 在這十來年間，曾鞏對曆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曆代圖書的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有論述，並寫過許多敘錄，如《新序目錄序》《梁書目錄序》《烈女傳目錄序》《禮閣新儀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陳書目錄序》《南齊書目錄序》《唐令目錄序》《說苑目錄序》等，並對一些作家的別集進行了校勘，寫下了《徐幹中論目錄序》《鮑溶詩集目錄序》等。 曾鞏以嚴謹的學風對這些古籍進行認真的校勘。如《烈女傳》《新序》《說苑》《戰國策》等，都是經西漢著名學者劉向著述或編定的。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著作已多有散佚或錯亂，亟需重新整理。像《戰國策》，劉向已作了整理和校訂。但至北宋，散佚情況已很嚴重，曾鞏又廣加訪求，補充，正其謬誤，整理出今本《戰國策》。曾鞏不僅對這些書籍進行了整理，還且還殫精竭慮，撰寫了這些極有價值的目錄序。如在《戰國策目錄序》中，曾鞏用傳統的儒家政治主張和倫理觀念看待問題，認為儒道是根本的政治準則，是永遠不可動搖的，而“法”則是可以因時而異的。他指責戰國的遊說之士們違背了儒道，靠詐偽手段進行政治活動，以“邪說”惑主害天，最終結果是身死國滅，“為世之大禍”。曾鞏不加區別地指斥和否定戰國時期的謀臣策士，的確表現了他囿於儒家立場而產生的偏見。曾鞏又充分肯定了這本書的曆史價值，同時他還認為：禁其“邪說”的最好辦法不是將其書廢棄或銷毀，而是要使當世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後世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這顯然是比秦始皇的焚書和清代統治者的禁書要高明得多了。 曾鞏這些書目的序文，前人有相當高的評價：明人茅坤認為曾鞏的文章中“序記為最”（《唐宋八大家文鈔·曾文定公文鈔》）；清人方苞認為：“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淳古明潔，所以能與歐、王並驅，而爭先於蘇氏也。”（引自劉大櫆《唐宋八家文百篇》）這些評說多從儒家立場出發，也不無過實之處，但從文章的文字技巧來說，這些序文都寫得簡潔嚴謹，質樸醇厚，風格雍容和平，確能體現曾鞏文章的基本特色。 曾鞏以其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態度，曆十年之久，編校整理了許多古籍，為古代文化典籍的流傳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是我們應該永遠感謝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