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記佛殿借題發揮

韓愈一生反佛老，卻留下了一批送和尚、道士的文章。而這些文章又多是借題發揮，倡揚儒道而貶斥佛老。曾鞏一生也不信佛老，同樣也寫了一些有關佛老的文字，也同樣是借題發揮，或大講儒家之道，或直斥佛老之害。 撫州菜園院僧人可棲造成佛殿後，求曾鞏撰文寫記。曾鞏就寫下了《菜園院佛殿記》一文。此記先敘僧人可棲如何曆十年之久，將無人居住之棄地修成一座佛寺，又如何得州人高慶、王明相助到民間集資修成佛殿，接著就此大發議論：“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誌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這段話貌似在稱讚佛教徒用力勤、用意專，不求速效，他們的成功，不僅是宣傳得力，而且也有其智慧。但曾鞏的用意並不在此。文章接著寫到：“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繁殖，此指傳授）之如此。至於世儒（當世之儒者），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嚐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持久之功哉？”“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顯然，曾鞏在借讚佛徒“用力也勤”來指責“世儒”們“任天下之事（做著官）則未嚐有勤行之意”，並進一步指出：這正是佛教徒所以盛，儒道所以衰的根本原因。借作佛殿記而批評當世之儒者，表達了自己對儒學不盛的深切憂慮。 曾鞏也有為佛寺作記而直接批評佛教的文字，但也往往是旁敲側擊，借題發揮。如他寫於慶曆年間的《鵝湖院佛殿記》。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修成了佛殿，僧人紹元來請曾鞏作記，曾鞏便寫下了這篇二百字左右的短記：“自西方用兵（指宋與西夏作戰），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武將和士兵）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賦稅）；而天子嚐減乘輿（車馬）掖庭（宮廷）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謝絕）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唯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助）其宮（佛殿）之侈（豪華），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不夠），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能做到嗎）？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雲。”此文是一篇佛殿記，既不講此佛殿修建過程，佛殿的富麗堂皇，也不講營造佛殿的僧眾之勤，而是著重講述修建這一侈華佛殿的社會背景：從天子宰相士大夫到農工商之庶民都因為與西夏作戰而在勞心、勞力，以致付出生命的代價，隻有佛徒們不但可以不勞心，不勞力，照吃照睡，而且還耗費國家和人民不計其數的人力和物力。兩相比較，人們不難看出曾鞏對佛教的看法：佛教不但對國計民生無益，而且有害。用修佛殿的事實來說明佛教對社會的危害，遠比大講辟佛的空話更為有力。 曾鞏這類文章都不是聲色俱厲的，但卻深寓著他對一些重大社會問題的看法，表現出他對國事的隱憂，其用心多與韓愈相同，而文風則明顯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