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上仁宗皇帝萬言書

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他深刻認識到“天下之財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必須“改易更革”，於是寫下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洋洋萬言，提出了一整套改革建議。《宋史·本傳》稱：“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誌。” 文章開宗明義，指出國家之所以“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根本原因是在“不知法度”。接著就在“法度”上大做文章，先是批評“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政”。王安石所謂“先王之政”主要又來自孟子：“以孟子之說，觀古今之失”。王安石以“法先王”來進行改革，同時他指出：所謂“法先王”隻是法其意，而非法其政，即是說不能“呆信古法”。 如何才能做到“法其意”，王安石首先提出了人才問題。他指出，當時的許多官吏都是“不才苟簡貪鄙之人”，文臣不熟武事，就把邊防交給一群奸悍無賴之人，因此吏製必須改革；學校裏隻講章句，學生所學全是無補之學；科舉以詩賦為試，官員對治道一竅不通；恩蔭給官，不問才學，隻憑家世；因此學校和科舉必須改革。他認為對官吏應實行法製，要“裁之以刑”。對於選拔、培養人才，他提出了一係列陶冶人才之道，即“教之之道”“養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所謂“教之”，即以學以致用為唯一標準；所謂“養之”，就是“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即用豐厚的俸祿使之廉潔，以種種製度來約束他們，如有違犯，則繩之以法；所謂“取之”，即痛改詩賦取士的模式和痛改不合理的恩蔭製度；所謂“任之”，即區別人的道德和能力之高下，分而任之，使人盡其才。 《言事書》還特別突出了王安石的理財思想。針對北宋積貧積弱的現實，他把理財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國家財力困窮，官員貪汙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治財無其道爾”，即理財不得其道。對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即通過發展生產、廣開財源來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 此外，他對國家軍力軟弱，官吏享樂成風，坐吃山空等問題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主張。 王安石還明確指出，他之所以上萬言書，目的就是要進行政治改革，革除“苟且因循之弊”，以期“合於當世之變”，所有這一切都表現了一位有實踐經驗的傑出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魄，也是他日後實行“熙寧變法”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王安石在《言事書》中也預測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這應該說是王安石的自知之明。因為他的這些改革主張，正觸犯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此論一出，就有人攻擊王安石“迂闊”，甚至說他要亂國。由於社會阻力太大，所以《言事書》呈送之後，並未引起仁宗的注意，也未提起執政者的興趣，而王安石也並未因此而受到重用。但他的改革願望和過人的膽識，卻在士大夫中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也使其日漸成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