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位極其傑出的政治家，對政治鬥爭和用人之道多有清醒的認識。如他在熙寧五年給神宗的《上五事劄子》中就說：“和戎之策已效矣……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看來，他對新法某些條款推行的效果是有清醒估計的，特別是在用人方麵，他認識到了免役、保甲、市易這三項政策事關重大，而其成敗之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得其人”。但是認識是一回事，實際又是另一回事。在王安石的改革如日中天之時，大概也有點忘乎所以。凡附己者，一律提拔；凡逆己者，一概斥黜，這使得陰巧如呂惠卿之流得以扶搖直上。當局者迷。王安石沉迷於一片勝利、歡呼之中，忘記了他所謂的“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王安石還寫過一篇《知人》的小文，文章很短，其中心論點是“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並舉王莽、晉王廣和鄭注為例以證之。文章句句警峭，發人深思。但反觀王安石一生，他似乎並未真的弄明白自己所講的道理。他在變法過程中始終信任奸佞小人呂惠卿、曾布之流，以致養癰遺患，使自己處於極為狼狽的境地，可見他並非一位“知人則哲”的聰明人。曆史證明：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遭到失敗，“非其人而行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由於用人失誤，導致政治改革崩盤，這個教訓是極其沉痛的。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