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築室東坡

蘇軾在禦史台監獄度過了一百三十個日日夜夜，最後以“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之職貶謫黃州。他雖在《初到黃州》一詩中以自嘲的口吻諷刺朝廷對自己的處置，但他所處的現實生活環境，已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他從京官變成了罪人，從熱鬧走向了寂寞。 蘇軾到黃州，首先是生活發生了變化。一個不許簽書公事的團練副使，工資待遇是很低的，這使他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窘。蘇軾到黃州，名為官員，實為罪犯，並無官舍供他居住，而是住在定惠寺中。不久，又遷至江邊舊時的一個水驛——臨皋亭。他在《寒食雨二首》其二中寫到過當時的生活情形：“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而在寫給秦觀的信中更有具體的記述：“初到黃，廩入（俸祿收入）既絕，人口不少……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初一）便取四千五百錢，斷（分）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天亮）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與秦太虛書七首》），真可謂嚴格的計劃經濟，不敢隨意多花一文錢。其生活之苦況，可見一斑。 在臨皋亭，屋漏失修，後來他的同年蔡景繁使有司稍加修葺（qì），才稍有改善，對落難時友人的相助，蘇軾曾寫詩為謝。 元豐四年（1081），這是蘇軾到黃州的第二個年頭。當地一位叫馬正卿的書生，實在看不過去，於是替他向官府申請到郡中一處舊軍營的數十畝荒地。這對蘇軾來說，真是雪中送炭。蘇軾帶領家僮們開墾了這片荒地。因為這片荒地在州門的東麵，蘇軾就給它取名叫東坡，自己也自號“東坡居士”。在早春二月的一片飛雪中，蘇軾又在這裏修建了房屋，屋成，又在正堂上“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沒留一點空白）也。”並號其堂為“雪堂”（《雪堂記》）。蘇軾至此才算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住所。 除了生活上的困窘之外，讓蘇軾最感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壓抑。他雖不需要上班辦公，但也不可隨意悠閑度日，因他是朝廷的罪人，所以要受到官府的管製。蘇軾素有文名，朝野士人一向爭著與他交往，此時卻唯恐避之不及，甚至“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答陳師仲主簿書》）。他隻能“深自閉塞，扁舟草履（lǚ，鞋），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答李端淑書》）。而他自己也時時自我提醒，不但“灰心杜口，不曾看謁（拜訪）人”，而且也盡量不與朋友筆墨往來，以免再因文字獄弄出是非。他每天閉門讀書，閑對妻子，手抄《金剛經》，解《易》（《易經》），作《論語說》來打發日子。為了排遣苦悶，他除經常飲酒賞花，郊野尋春，談佛問道，修煉養生外，也常與客人往來。“所與遊者，亦不盡選擇，各隨其人高下，詼諧放蕩，不複為畛畦（zhěnqí田間小路，引申為界限、隔閡）。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可見，他所交往的“客”，大多是和他相從於溪穀間的田父野叟。 蘇軾在黃州東坡的生活並不如意，但他卻能以“自娛”的態度去麵對現實的處境，保持自己曠達、灑脫的心態。如其《東坡》一詩雲：“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luò）確（山石險峻不平）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一位月夜杖履野步、傲世獨立的詩人形象，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