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從以經濟為中心轉變至以政治為中心的改革思想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與說法，這些觀點集中在他寫的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裏。他的主觀目的是先用政治改革來喚起蘇聯人民生機勃勃的創造熱情及大無畏的勇氣，使蘇聯從停滯、僵化狀態中解脫出來，然後再解決經濟問題。當時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斯蒂易· 科恩就講過：“戈爾巴喬夫確實激發了蘇聯社會新的活力，但這將會給蘇聯社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後果。”事實驗證了科恩的預見。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下，到蘇聯劇變前夕，全蘇卷入各種政治組織的人數達250 萬，出現了45 個大的政治組織，其中激進派組織僅占 2%，但他們卻控製著40%的輿論工具。他們不是推進改革的有效力量，而是社會不安定的動亂因素，他們時而極“左”，時而極右。曆史教訓一再證明，極“左”極右思想是互相反彈的，他們不僅重創社會的精神路線，而且也在摧毀著社會的物質基礎。
世界曆史證明，向市場經濟過渡是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西方至少用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據美國枟紐約時報枠估計，蘇聯東歐私有化進程至少要10 0 年。但是在劇變前蘇聯經濟學界有人提出“五百天計劃”，試圖通過50 0 天奮鬥就能完成向私有化過渡，由於該計劃係空中樓閣，最後胎死腹中。他們急如星火般地奔向市場經濟，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構建市場經濟的長期性及複雜性。
在國內外各種思潮合流影響下，計劃經濟被蘇聯公民看成是“萬惡之源”，而市場經濟被看成是靈丹妙藥。計劃經濟體製及聯盟之間正常經濟聯係一下子雪崩式的被摧垮了，而市場經濟框架一時又搭建不起來，蘇聯經濟成了一座空中樓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既瓦解了計劃經濟，又沒建起市場經濟。最後使蘇聯陷入自己瓦解自己的結局，埋下聯盟解體的根子。經濟一片混亂，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現在讓我們看看蘇聯是如何瓦解的，再看看戈爾巴喬夫是怎樣在政治上自己打倒自己的。從1988 年起到1991 年年底這3 年中，戈爾巴喬夫把蘇聯改革之車開進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好像陷入泥潭，再也沒有開出來，直到翻車。也就是說，在蘇聯解體前3 年裏，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辯論政治是非上了，而不再關注經濟改革，放棄了經濟改革這一主旋律。他們甚至翻出曆史老賬，糾纏不休，把政治改革也引入了歧途，造成了蘇聯解體的嚴重後果。
在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落後的一個國家，它是通過政治突破方式建立起工農新政權的。在這類國家裏，即政治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裏，由於各種曆史原因，人民群眾沒有經過民主訓練，再加上農民占多數，莊稼漢隻求溫飽，不求民主。因此，在它的生命全過程中必須始終強化中央政治總攬權，牢牢把握國家發展的總的戰略全局。西方一些專家也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隻要充滿活力，並且與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係，是任何手段也無法戰勝的。作為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通過三個步驟把一個擁有近1 900 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打倒了。蘇共在政治上的失敗和垮台就造成了嚴重後果。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自我打倒的第一步就是關於斯大林的評價問題。這一步是從戈爾巴喬夫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報告開始的（1987年 11 月）。它確定了蘇聯改革的新構想：改革的構想是否定斯大林體製，否定原體製必然涉及這個體製創建人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這個體製的化身與象征。其實，從批判斯大林入手推動改革，已不是新東西了。30 多年前赫魯曉夫就這樣幹過。50 年代改革初期，赫魯曉夫就調動過所有輿論工具攻擊斯大林，借以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為改革鳴鑼開道。當他的改革控製不住局麵時，赫魯曉夫又歌頌斯大林，借以穩住陣腳，控製局勢，這似乎是鳴金收兵。當戈爾巴喬夫改革遭到阻力時，他也步赫魯曉夫後塵，走上了反斯大林的道路。1 98 7 年 11月1 日枟改革與新思維枠一書出版，他提出了政治上多元化及公開性原則。不怕揭瘡疤。他提出一切都公開，國家政治以後不再有隱蔽地帶。1 1 月 7 日，他發表慶祝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長篇講演，其中一節專門講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他明確指出：“斯大林的個性是極其矛盾的。據我們所掌握的材料，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在大規模鎮壓和違法現象中對人民所犯的過錯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諒的。”
1 98 9 年1 月6 日，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對西德枟明鏡枠周刊記者講，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曆史上最大和最不負責任的修正主義，斯大林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特殊的教條主義，致使馬克思主義失去力量。19 89 年7 月蘇聯枟青年近衛軍枠月刊上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 安德烈耶娃的信，批評戈爾巴喬夫及雅科夫列夫的講話：“公開性之河必須淨化，否則將是一種難以控製的自發勢力及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惡意貶低斯大林的盾牌後麵，正聚集著已開始對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的攻擊力量。這些人要完全否定蘇聯人民的曆史，並且把這些當成了改革的成果。”此後蘇聯國內放映一些 30 年代消滅富農、大清洗時的新聞紀錄片，發表了一係列有關消滅富農的文章。這就引起一片混亂，造成人們信仰危機。
對重要曆史人物的評價對一個國家及一個政黨來說是生命攸關的大事，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偏激，帶上感情色彩。作為蘇共領袖的戈爾巴喬夫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改革的注意力轉移到曆史問題上，堅持以經濟為中心的戰略，對斯大林評價應該客觀、公正、準確。並且，對這一敏感問題不允許突破，在曆史重大問題上不能有任何退讓，否則準會引起混亂，破壞改革大業。在這點上，中國197 9 年改革以來，“文化大革命“及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鄧小平同誌處理得十分正確，其效果也非常突出。“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往前看，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裏鄧小平表現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大家風範，在關鍵時刻能把握大局，才保證了中國改革的順利進行。與之相比，戈爾巴喬夫顯得十分無能，他是一個不合格的改革家，也是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家。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