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源深與我同是華東師大畢業生他比我高四屆，算是校友，師兄。
黃源深畢業後留校，然後當我們班的英語老師，教過一個學期，時年二十二歲。我們叫他“黃先生”。當然，他是我的老師。
那一個學期的教與學的關係，在之後的三十多年裏，成為熟知我們婚姻史的朋友們的笑柄。大家說，你們這是典型的“師生戀”，有一點違法亂紀的。
時至今日，兒子女兒都已三十來歲了，我們還怕什麽？常常是不待飯桌酒席上的老友們起興取笑，我自己就先撿起話頭說，啊，黃先生教過我，我們是師生戀的了。
如今回想起來，那戀著的五六年裏，他倒的確是很有身份意識，一直是把我當作一個編外學生在帶教著的。
那年頭裏談戀愛，不作興時下的浪漫和狂飆。我對他最親密的表示是禮拜天邀他到我家吃一頓飯；他對我最高雅大方的款待是出資買票，請我看電影。
吃完飯後的不變的話題是我們正在看著的某本書，或是某篇文章，大多是他滔滔不絕地說，我洗耳恭聽。看完電影後回學校去，邊走邊談的，又大多是對這部電影的評議：總的構思是很成功的，蒙太奇手法運用得不錯，但對白設計有問題，那男主角的表演太過火了，等等等等。也是他說得多，我當聽眾，學生。
比我早四年讀的書，不是白讀的。
三十年後，陰差陽錯地我進入了影視文學教學圈，黃源深當年請客助我所積累的影視作品閱讀量，成了我執教“中國電影史”這門課程的堅實基礎。
他比我用功得多。他的用功出於一種與生自來的自覺，在我看來，有時都有了點自虐的意味。我第一次到他的集體宿舍去玩時，發現他寒冬臘月的床上，竟隻鋪著一領草席。問他，他說這是為了早起，不賴被窩不睡懶覺。我於是明白了何以他的手背上滿是一粒粒的凍瘡，赤豆粽子似的。“文革”期間他背誦英語辭典，利用的是種種縫隙時間，其中包括清早去公廁蹲坑的十來分鍾，時常是隻記得帶了辭典不記得帶上手紙，須高呼兒子送紙應急。長期以來，他夜夜伏案工作到十一二點鍾，在我們隻有一間居室的那些年頭裏，好早睡的我於是就像“文革”中蹲“牛棚”飽受造反派有意折磨的“牛鬼蛇神”一樣，必得在白熾燈的映照之下學習入睡。他的用功後來聞名澳洲，因為在那裏就讀時，他曾有過一周內兩宿不睡寫出兩篇五千字英文論文的記錄，使他的導師、悉尼大學校長克拉默女士大為驚訝，那地方的好幾家報紙於是就都來采訪了報道了他。用功的結果是成果。壘起他的著作，厚度早已超過了我的兩倍。
他比我認真得多。在外國文學領域，他無論是研究還是翻譯，都注重“元文本”，不肯為功利主義的目的而走現成的捷徑。他寫那本《澳大利亞文學史》，為了對某個作家作出更客觀些的評論，會接二連三地啃讀所有他弄得到手的作品原著，讀完千百頁，方才最後落筆寫下他自己的半頁一頁的判斷，而不願抄摘別人有過的定論。結果，細工出慢活，他這本六十餘萬字的書，前後竟寫了十年之久。他重譯《簡·愛》，除了恪守“信達雅”，還一心追求再現原著的詩意，手稿上塗塗改改有幾頁賽似軍用地圖。近期他忽然對上海作家們的現時創作發生興趣，但決不相信我既簡明扼要又生動準確的介紹，隻是一本一本地讀了王安憶的《長恨歌》、趙長天的《肇事者》、陸星兒的《激情歲月》，甚至衛慧的《上海寶貝》，然後再與我探討有關新世紀文學創作的走向前景等問題，一如當年步出電影院時。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