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美國的流行詞中有一個與稅收有關，叫做“（利於）帕麗斯·希爾頓的減稅”，這是民主黨對小布什的共和黨政府“廢除遺產稅”起的別稱。
我不知道中國有沒有人搜集流行詞，如果有，那麽2005年與稅收有關的詞匯，大概少不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或許“停征農業稅”也會入選，但“增值稅轉型”、“兩稅合並”和“降低關稅”不會入選，盡管它們也牽扯廣大納稅人的切身利益，但由於不是全局性的，因此不會引起廣泛關注。
另外，假如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也評選流行詞，那麽，2005年度，“廢除遺產稅”也當是熱門流行詞。
減稅，近自2001年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遠至1981年裏根擔任美國總統以來，已經成為20世紀後期一直延續至今的世界稅收的一股潮流或曰趨勢。2005年，國際納稅人協會大會的主題就是“低稅收帶來高發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融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體係，當然也不能置身事外，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就明確將“簡稅製、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作為下一步財稅體製改革的目標。
在民主政治製度下，一項決策表麵上雖然是由政府作出的，但實質上它是以民意為決策主要導向的，因此這項決策可以說代表了多數民眾的利益，換言之可以說多數民眾對其評價是積極的、正麵的。對於減稅，這股起於美國、影響帶動世界多數國家，延續迄今已逾四分之一世紀的趨勢，理當也這樣看待。
然而，任何公共政策都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如果有某種資源配置狀態，任何可行的調整都無法使得調整之後一些人的境況變好，而其他任何人的境況至少不變壞——尤其是稅收，它在征收階段對納稅人的既得利益進行分割，在分配階段則對納稅人的公共需求進行供給，可以說一頭連著納稅人的個體利益，一頭連著納稅人的公共利益，就像蹺蹺板，減輕一方的負擔，必然會增加另一方的負擔，或者說使另一方的需求不能得到及時和充分的滿足，很難達到平衡或者“雙贏”；何況，現代稅製的設計，也有意通過稅收負擔的區別來調控在財富占有方麵的失衡。所以，稅收法規的每一次調整，不論是宏觀還是微觀，不論是生產環節還是消費環節，不論是對財富的增量還是存量，都將是對納稅人利益的調整，也都將在使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時使另一部分人受損。稅收的複雜性還表現在，有的法規其作用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間接發揮作用，用俗話說就是退一步進兩步，因此也可能使一部分利益團體不理解，進而加以反對。因而，對稅收——主要是減稅和增稅的評價，社會各界往往從感覺出發，從眼前利益出發，從直觀利益出發，在這種心態下作出的評價，由於缺少理性成分，有可能損害自己的整體利益，也有可能影響社會的公正和效率，進而影響社會的和諧。
所謂理性，就是用全麵的、聯係的、辯證的方法看待和評價事物、現象。理性拒絕感覺，拒絕乍看似乎很美的表象的誘惑，堅持運用普世價值觀，經濟、社會科學理論考察各種決策，並在決策的實踐有了眉目以後再下結論。不唯對稅收，對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決策都作如是觀。
以下，我將以理性方法作指導，試著對近年的減稅和增稅決策作些評說。
一、如何理性評價減稅
減稅的目的一是對納稅人（法人、自然人）較高的稅負進行調整，以提高納稅人的競爭能力；二是通過調整稅負，達到某種經濟、社會意義上的公平；三是以減稅作為鼓勵、獎勵手段，吸引納稅人對特定的行業、地區或產品進行投資或擴大再生產。以上三個方麵是指微觀的減稅目的，一般來說它是在一國的總收入計劃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微調。接下來的第四個目的則是以減少和降低一國總收入、總稅負為表現形式的減稅，其目的在於減少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總量，以便擴大納稅人個體對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自由選擇權。
減稅既有針對具體產品的，也有針對具體行業的，還有針對具體地區的，當然也有針對特定人群的。減稅有針對增量的，也有針對存量的，還有不分增量存量針對產品和服務整體的。在時間上，減稅有一次性的，也有限定時間的，當然也有未設時間限製的。還有，減免的稅種有的屬於中央稅，有的屬於地方稅，還有的屬於中央和地方共享稅，這裏麵又有著比例的區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