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經濟賦稅思想在文本的意義上是片斷的、零散的、缺乏係統性的，散見於曆朝曆代的經史子集和官員奏章中，相對於16世紀以來歐洲同時期的係統論述、專著，如17世紀威廉·配第的《賦稅論》、18世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9世紀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等著作，難免相形見絀。但如果肯下工夫，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搜集整理分析，還是能夠拚湊出一個相對完整的賦稅思想體係來的。筆者幾年前借助於《中華思想寶庫》以及一些零散的著作，將從先秦以來到清末的財政稅收思想爬梳整理出一篇《中國傳統賦稅思想批判》（《稅收與社會》2004年8期），當時認為大致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窺一斑而見全豹的作用。
然而，幾年下來，筆者發現了此文的一個明顯缺陷，即缺乏在中國思想史占重要地位的《道德經》或道家對稅收思想的論述。道家（教）是同儒教、佛教並列的中國思想史上三個源頭之一，雖然在秦漢時期的儒道之爭中，道家的意識形態最終被儒家思想壓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道家思想仍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其對世人、對統治者思想的影響是絕不容忽視的。當然，其影響更多的是在宇宙觀、人生觀方麵，而不是在治國理財方麵。因此，這導致治學者往往忽視其學說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魯迅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這說法可能偏頗、絕對，但就中國思想在世界範圍的傳播和影響看，《道德經》作者老子的影響大於孔子，在西方，《道德經》是僅次於《聖經》而被印刷出版最多的經典，這可能是許多國人不曾料想到的，老子——道家的治世思想在美國等國更被很多人接受，美籍華人張緒通說：“漢唐盛世是靠道搞好的，美國是靠道搞好的。”雖然這可能是不謀而合，但其核心理念的偶合我認為不是偶然的。當今西方世界已進入了後現代時代，老子——道家的理念更符合西方人對環境、對人生觀念的認識，因而有可能更加大行於世。中國現在的發展狀態不平衡，先富起來的地區、人群，也會更加認同老子的“道”。從這個意義上看，老子——道家的理念正未有窮期。
老子出生於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時期，按《史記》記載，與孔子同期，比孔子年長。相傳孔子曾向老子問“道”，對老子非常敬佩，有“其猶龍乎”的驚歎和“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喟。《道德經》乃老子思想的集大成，構成道家思想的核心，晚老子3個世紀的莊子，在思想史上與老子齊名，被並稱為老莊。但莊子的思想主要集中於個人主義方麵，他把老子對現實生活的不滿，發展為躲避現實，寄情山林，以保持心靈的純淨和追求逍遙的境界，他亦可謂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鼻祖，其論述在治世方麵與老子幾乎沒有相交。因此本文的取材、分析、評述均集中於《道德經》文本，這是需要說明的。
《道德經》洋洋乎五千言，後人將其分為81章，其實整體無非兩大方麵：前37章講述“道”，後44章論述“德”，合二為一就是《道德經》，道是老子的宇宙觀、自然觀、哲學觀；德則是道的體性、特征在人身上的體現，是道的人格化、倫理化，在道的統率和指導下的人生觀和社會觀。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