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透辟地批判了前後“七子”文學凝滯的觀點，指出複古派“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嚐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嚐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複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複有盛唐之詩？”他認為“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在文學活動中，作為創作主體的個體是不可重複的，故抄襲模擬，重複曆史或重複自己，都是一種惡劇。托爾斯泰就說“愈是詩的，愈是創造的”。複古派的弊病，其要害是沒有自己的見解，“聽人穿鼻絡首”。“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茅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閑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論文》）由於複古派胸中無識，隻得借助古人詞句來裝點門麵，嚇唬別人。“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並非古人不可學，文學本身就有上下繼承的關係。但繼承是批判地繼承，不是墨守陳規舊套。戴望舒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合腳的鞋子，但智者卻為自己製造最適合的鞋子。學習前人，最要緊的是能“濾其胸中之獨見”，發前人所未發，而不是一味以古人為準的，抄襲模擬，求其酷似為最高境界。
公安派在複古主義盛極之時獨樹異幟，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不啻是文壇的空穀足音，也是文學發展的轉機。明清之際的錢謙益說：“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袁宏道也自稱是“掃時文之陋習，為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冤，搗鈍賊之巢穴”。總之，對匡正當時文壇弊病，公安派立了大功。
然而公安派的命運並不太好。以其領袖袁宏道來說，他的作品由明入清，屢遭禁行，所見或不全備，或編排不盡人意。20世紀30年代出現一陣小小的“袁宏道熱”，帶來幾圈波瀾。70年代末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出，令可窺其麵目。對公安派文學創作的成就，曆來褒貶不一，且不去論。而對他們的主張或他們的文學觀、文學理論，也毀譽參半。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當時就被一些人視為“野狐外道”，其作品是“野路詩”。錢謙益雖然給予較高的評價，但入清以後，複古派又漸抬頭，不僅公安派被罵，錢謙益也挨罵。曾澳序朱竹垞《靜誌居詩話》中說“牧齋《列朝詩集》挾門戶之見”，“是非倒置”。沈德潛硬把公安、竟陵拉在一起，將明亡的罪責統統加在他們身上，幾於荒謬。當然，仍有追蹤公安派主張的，袁枚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認為“提筆先須問性情”，“從《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因於性靈，不關堆垛”（《詩話》卷五）。而官方則始終認為公安派是“破律壞度”，“名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五四”時期雖有人重提公安派的主張，但重視的人可數。30年代劉大傑校編《袁中郎全集》，也給袁宏道帶來些麻煩，為什麽要在這時出這部書？提倡者的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怎樣？什麽袁宏道被“怎樣撕破了衣裳，怎樣畫歪了臉孔”，等等。各持其論，各抒己見，未可一衷。其中林語堂們稱讚袁宏道反複古主義的精神，肯定他們的文學主張，這沒有錯，而認為“把袁中郎的作品與文學理論，搬到現在的中國來自然是舊貨了”，未必是的論。
建國以來，我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基本上是在“文學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這一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因而即使在較有權威的文學史著作中，也認為公安派的主張是認錯了創作的源頭，忽視了社會實踐對作家創作的決定意義，因而是唯心主義、神秘主義的東西，無疑自在批判之列。
不過，正如袁宏道所說：“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卻是廢他不得。”因此，公安派的文學主張，很有探討的價值。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