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經曆著一個改革開放的時期。社會的進步，觀念的更新，以及對西方文化合理部分的吸收，正衝擊著我們傳統封閉型的文化及其觀念。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東西，使我們有條件以理智的批判精神和現代的價值觀念去重新審視與觀照，去進行更符合實際的探討和評價。愚以為公安派的文學主張，其直接目標當然是針對文學中嚴重的複古主義傾向，力圖把文學從複古派的牢籠中解救出來；然“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之說，其深刻思想與科學的理論價值，已遠遠超出了時代空間，實與當今人們在文藝學中探討的創作主體論先後映照。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就是強調創作主體在文學活動中的主導地位與主導作用。多年來，我們一直片麵恪守感覺是靠不住的，隻有理性才解決本質問題的觀念。雖也承認形象思維的特點，但經“提高”、“上升”之後，仍走入理性的邏輯規範化，抑製了創作主體對外部世界感覺的差異及其在文學創作活動中的作用與地位。公安派的文學主張，其實質就是強調創作主體意識在文學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即強調“性靈”或“靈感”在文學創作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這是否就認錯了創作源頭，否認了客觀物質存在的決定作用？不是。我們是在承認物質存在的條件下，在當今人們對哲學、美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來充分強調人的活動對整個世界存在和發展的決定作用的；也並非否認客觀外界對主觀世界的製約，而是強調不能把這種製約簡單化、絕對化，忽視了主體的能動作用。
創作主體意識對文學藝術生命的重要，袁宏道比後來的人認識深刻得多。江盈科評價宏道詩歌說：“唐人之詩，無論工與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人之詩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飣餖，才離開筆硯，已似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模擬者所從來異乎！”“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就是指創作主體須將客觀事物納於胸中，經過自己的“精神燃燒”，在對外部世界進行審美的過程中有了獨特的藝術發現，心有所觸而口有所吐，徑直一一從胸中流出，杜甫之“獨濾肺腑為文章”即是也。這是一個複雜而艱苦的過程，然其結果又是審美的愉悅。蘇長公就說：“吾生平無快意事，唯作文章任筆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逾此。”因為作家可自由地在文學活動中實現自我，升華自我，完成其內心需求的價值表現，因此獲得作品的藝術生命，也獲得樂趣。
“性靈”，或“心靈”、或“靈感”，本非什麽玄虛神秘之物，不過是不同創作主體對外部世界感覺的不同反映而已。複古派唯古人之言是摹，導致人們的性靈麻痹僵死；公安派則主張使“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變其窮，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麵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別開手眼，言前人所未言，事前人所未事。
過去，“心靈無涯，搜之愈出”，曾被指證為公安派唯心主義的口實。對性靈、心靈或靈感、感覺的本質認識，當代的研究者指出：客觀世界是無限的“外宇宙”，而人的心靈也是難於窮盡的“內宇宙”。創作主體的心靈，是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互相滲透、相互轉化、相互依存，有著多種層次上和諧統一的世界，人們正是通過“內宇宙”去認識外部世界的。文學是塑造和表現心靈的藝術，是創作主體化“外宇宙”為“內宇宙”、表現情感與經驗、創造美的藝術活動。故袁中道在慨歎袁宏道去世太早時說：“若尚留在世三十年，不知為宇宙開拓多少心胸，辟多少乾坤，開多少眼目，點綴多少煙波。”由於創作主體的經曆、學識、個性、情感等的差異，當外物作用於心靈時，各個體的感受及他們再創造的客觀對象，就自然“各呈其奇，互變其窮”。當然，客觀世界亦不能由人們的感悟去任意分割或推播，正如竟陵派也反對複古，也講寫“真有性靈之言”，但其結果或乞靈古人，使作品支離破碎，蒼白空虛；或不顧客觀臆造，信屈聱牙，似通非通，以致將“我輩詩文至極無煙火處”視為最高境界，也必然窒息藝術生命。
文學藝術創作不同於人類其他活動，它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既是物質活動，又是精神活動，更主要的是精神活動；而這種精神活動的基礎是心理活動。當創作主體受外部世界的影響刺激，有了某種感應，有了審美的意識和需求，於是才進入創作。因此，作家的創作實際上是創作主體在審美意識的流動過程中，將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情感，經過選擇、組合與構建，最後物化為作品的活動。出於創作主體不同的人生態度、人生經驗以及對外部世界感知的差異，決定著審美過程中對審美對象的態度和價值取向，於是顯出不同的個性與風格。在這一過程中，創作主體對外部世界的感知或認識，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一般認識論和哲學家的標準來要求。哲學家更趨於冷靜和理比，而作家的特征則是珍惜感覺的靈敏與熱忱，即要顯出自己的真性、真情、真才與真識。“獨抒性靈”就是揭肺腑以示於人，做到情真而境實。因為“率真則性靈現，性靈現則生趣”。否則或語不由衷，或言不及義，失卻藝術生命力。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