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聖諭威嚴，同僚奏章又咄咄逼人，古州之變再生的警告，更易使人膽戰心驚，但張廣泗仍堅持己見，於乾隆三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議奏，詳言安設軍屯是“實有必應如此辦理之勢”，並具體辯駁了鄂邇達提出的論據，澄清了疑問。他強調指出，用來安設屯軍之田，是“逆苗內之絕戶田產”，其人戶未絕者，田地仍歸己有，並未沒收入官開設屯田。屯軍必須自耕，“不許倩人佃種”。苗疆未墾之地甚多，即使以後“苗民生齒日繁，亦不至無以資生”。所設屯田，與苗田相鄰者，皆已標明界址，防止屯軍越界侵占苗地，並擬酌定章程，不許官兵欺淩苗民。乾隆帝看後，終於最後下定了設屯的決心，批示說：“既經卿詳悉敷陳，知道了”。至於何處安設屯軍，何處仍係苗田，繪圖進呈，“朕將覽焉”。《清高宗實錄》卷73，頁22、23、24.張廣泗隨即具體規劃，奏準增設官兵，安設屯堡，嚴格稽查屯軍，違規者枷責示眾，依法嚴處，嚴禁典賣屯田，規定屯糧數額，上田一畝納米一升，中田八升，下田六鬥，每鬥加鼠耗三合，屯軍按期操練，等等事項，詳細具體，切實可行，苗疆安設屯軍之事，終於順利辦成。
乾隆帝又於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諭，命慎選苗疆守令，責令今後委官，必須選用“廉靜樸質之有司”，要他們視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撫恤”，“使之各長其妻孥，安其田裏，俯仰優遊，一無擾累”，這樣，苗民也會安分守法了《清高宗實錄》卷33，頁1.
乾隆帝的乾綱獨斷，用兵平變，免除苗賦，尊重苗俗，安設屯軍，以及其他有關安撫苗疆的諭旨，產生了強大的影響，盡管偶爾還發生一些小爭執和小規模的幹戈事件，但從此貴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來了，正如魏源在《聖武記》卷7中所說，“自是南夷遂不反”。這對貴州特別是苗疆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僅以軍屯而論，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貴州古州鎮總兵韓勳奏稱：過去“新疆地方”，小麥、高粱、小米、黃豆、脂（芝）麻、菽麥等種，“素不出產”，自安設屯軍以後，“地方文武設法勸種雜糧，今歲俱有收獲”。“軍、苗田畝，早晚稻豐收”。現正督令屯軍於堡內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蠟等樹。苗疆過去沒有市場，“近年興立場市，各寨苗民、商販按期交易稱便”，“軍、苗實屬樂業”。《清高宗實錄》卷105，頁22.韓勳講述的這些事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第四節議和準部西北寧謐。
一、和通泊慘敗的教訓。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世宗胤去世後的第三天，新君弘曆諭告總理政務的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和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朕思目前緊要之事，無過於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者。”《清高宗實錄》卷1，頁24.所謂“西北兩路”，乃是指屯駐巴爾庫爾與察罕泊兩處用來對付準噶爾部的大軍。為什麽乾隆皇帝對準部之事如此重視，把它列為必須全力以赴、謹慎處理的第一“緊急之事”？這得從四年以前發生的一樁震驚全國的特大事件談起。
雍正九年七月初，遠離都城一萬餘裏的北路軍主帥靖邊大將軍、三等公傅爾丹遣派急使，飛速奔馳，於十二日趕到京師，向皇上跪呈奏折，報告大軍於和通泊為準噶爾兵擊敗。這一意外的消息，頓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歲的皇四子弘曆，也必然會驚愕不已。
原來傅爾丹於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據拿獲的準部兵士(實為諜者)塔蘇爾海丹巴供稱：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派兵三萬來攻北路軍營，大隊尚未到達，前隊隻有一千餘人和駝馬二萬，在博克托嶺。傅爾丹信以為真，欲乘其不備，“速迎掩殺”，便揀選兵丁萬名，分為三隊，於六月初九日出發，輕裝進襲。噶爾丹策零伏兵二萬於山穀之中，以少數兵士、牲畜引誘，偽敗而逃，傅爾丹中計，冒昧前往，墮入伏中，大敗於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裏)。這一仗清軍傷亡慘重，生還至科布多者僅兩千人，副將軍、輔國公巴賽，副將軍、兵部尚書查弼納，一等公、前鋒統領、參讚大臣達福，以及參讚大臣馬爾薩、素圖等陣亡，參讚大臣覺羅海蘭、定壽和侍郎永國等自殺，是七十餘年以來清軍的第一次大慘敗。
和通泊之敗，不僅對雍正末年政治、軍事、經濟等等方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直接影響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後的新君堅定了與準噶爾議和的決心，因為他和父皇世宗一樣，不得不認真探討失敗的原因及其影響，從中記取必要的教訓，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敗，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對清朝與準部雙方的形勢和力量的對比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準噶爾，實現聖祖未遂之願。從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與蔣廷錫及川陝總督、三等公嶽鍾琪“小心縝密”經辦“軍需一應事宜”，籌集了大量器械、糧米和牲畜，運往前線。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爾丹為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嶽鍾琪為寧遠大將軍，領西路軍，下諭講述準部大台吉噶爾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狀，強調指出若不將其“迅行撲滅”，將來“必為蒙古之巨害，貽中國之隱憂”。《清世宗實錄》卷80，頁27，卷81，頁12，卷82，頁6.
雍正帝認為此戰必能取勝，必能征服“準噶爾彈丸之地”，因為各方麵的條件皆已俱備，“天時人事，機緣輻輳，時不可遲，機不可緩”，若“天與不取”，必將有誤。嶽鍾琪特上“王師之十勝”奏疏，認為噶爾丹策零是“眾叛親離，天怒人怨”，大軍進征，有“十勝”的根據。這十勝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時，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糧之廣備，六曰將士之精良，七曰車騎營陣之盡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銳利，九曰連環迭戰攻守之鹹宜，十曰士馬遠征節製整暇”。大學士張廷玉等奏稱“皇上天兵馴熟精銳，所向無敵”。《清世宗實錄》卷78，頁21，卷81，頁13，卷82，頁5.滿朝一片預慶必勝的熱烈氣氛，好像準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這些估計，完全錯誤，準部不僅依然屹立於西北，而且還打了勝仗，清軍卻遭受了七十餘年未有的大敗。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