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之敗，固然有其客觀因素，此時的準部，上下團結，兵馬強壯，將帥善戰，指揮正確，兼之他們在本部作戰，以逸待勞，熟悉地形，易於埋伏，而清兵是長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和，疲憊不堪，供應困難，在地利上處於不利的境遇。但是，為什麽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能大敗無敵於世的準部博碩克圖汗噶爾丹？為什麽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親征準部，嚇得噶爾丹率部倉皇逃遁，被清撫遠大將軍、一等伯費揚古大敗於昭莫多，連其妻阿奴可敦也死於八旗兵丁刀下。顯然清軍之敗於和通泊，主要決定於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決策有誤，任人不當。這位精明過人的專製君主，雖長於治政，卻不諳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順利、迅速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之叛而驕傲自負，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錯誤地貶低了準部的實力，輕率決定進征準部。他任用的兩員大帥，皆非帥才。統率西路大兵的寧遠大將軍嶽鍾琪，本係將門之子，又多年征戰，軍功累累，雍正元年僅領兵五千就出奇製勝，兼程突襲，大敗眾達十餘萬的青海和碩特部達賴渾台吉羅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變亂，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晉為兼甘肅巡撫、甘肅提督，再升為川陝總督，在當時確實也是難得的優秀將領，但他畢竟隻是一員戰將，隻是將才，而非帥才，不能肩負統軍滅準的重任。他又青雲直上，位至大將軍，官高階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濃，銳氣漸衰，特別是宦海風波，官場傾軋，謗書盈篋，不少人忌其功高權重，上書朝廷，稱嶽鍾琪係嶽飛之後，誣其“欲報宋、金之仇”，將要謀反，雖然世宗對此不予理睬，但嶽鍾琪自然會心懷疑慮，瞻前顧後，難以決策，對滿洲將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擔任大將軍後，盡管可以上書詳陳“王師之十勝”，但卻很少建樹，很少主動出擊，怯戰情緒相當濃厚。至於傅爾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費英東，雖係被人譽為“萬人敵”的猛將，是軍功卓著的“開國元勳”，但傅爾丹本人卻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謀，易為人欺，終於輕信敵諜，中計入伏。
其次，朝中無能人，八旗軍隊高級將官多係庸碌無能之輩，怯戰畏敵。接替博爾丹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馬爾賽，雖係智勇雙全所向無敵的撫遠大將軍、一等忠達公圖海之孫，卻是一紈絝子弟，曆任文職，無所作為。當上大帥之後，他退縮不前，“輾轉不定”，全無祖父的英雄氣概，被降為綏遠將軍，又放任慘敗於喀爾喀親王策淩之手的準部殘軍安全逃走，貽誤了軍機，被按律處死。馬爾賽之後的北路大軍主帥靖邊大將軍錫保，擅長於阿諛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譽為“才具優長，乃國家實心效力之賢王”，並以其署振武將軍時“治軍勤勞”，而由郡王晉為親王。誰知，錫保的這些功勞皆係虛報，終因畏敵不前，危害了戰局，被議罪革職削爵。如此劣帥直接影響到中下級將官和士卒的銳氣，一向勇猛善戰、以少勝多的八旗勁旅，竟變得士氣低落，怯於征戰，連號稱強中之強的索倫兵，也在和通泊之戰中首先潰逃。
和通泊之敗，在三個方麵給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擊。
第一，軍威大損，實力下降。清軍的慘敗，嚴重地削弱了它的戰鬥力，士氣更為不振，西北邊防出現了嚴重危機。當雍正九年九月準兵乘兩個月前的大勝而東征喀爾喀時，全靠喀爾喀郡王、額駙策淩率部奮勇迎戰，斬其驍將，才擊敗準軍，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爾丹策零親領大軍，“由北路傾國入寇”，也還是靠這位額駙拚死反擊，於杭愛山東側鄂爾渾河畔的額爾德尼昭大敗準軍，使其傷亡一萬餘人，倉皇逃走。如果這時統領數萬大軍的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與綏遠將軍馬爾賽遣兵配合夾擊，則將盡殲準軍，可是，這兩位大帥竟擁兵觀望，怯戰不前，致使準部餘軍安然無恙，回到故地。《清世宗實錄》卷111，頁23、24、25，卷122，頁13，卷123，頁3、4、5、6；《聖武記》卷3，《雍正兩征厄魯特記》；《清史稿》卷296，《策淩傳》。沒有策淩額駙及其部下的英勇奮戰，清軍是不能抵擋準部進攻的，那樣一來，準軍就要不斷進掠喀爾喀三部，甚至深入內地，西北、北方將不得安寧，西藏、青海、甘肅也要受到嚴重威脅，後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第二，軍費浩繁，幣銀劇減。西北兩路大軍，人數眾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諭出征時，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車騎營兵九千名，奉天、船廠、察哈爾、索倫、土默特、右衛、寧夏七處兵八千名，有總統將軍、副將軍、參讚大臣、前鋒統領、副都統、總兵、副將、侍衛、參將、遊擊等將官七百五十三員；西路有兵二萬六千五百名，文武將官三百二十四員，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爾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從征。和通泊失敗以後，清廷又急忙趕派兵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軍營有滿洲、蒙古、綠旗兵六萬零三百餘名，西路有兵數萬，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餘萬人，另有隨同將官士卒的跟役十萬餘人。這幾十萬人每年所需兵餉，數量相當大。僅雍正九年二月從北京八旗挑選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給其家主銀一百兩，其父、母、妻、子每人給家主身價銀十兩，每名還照馬甲之例發給錢糧、馬匹、器械，又賞一百兩，共計用銀數十萬兩。作戰所用的大炮、槍支彈藥、弓箭、刀、槍，官兵的軍服、帳篷、車輛，又需巨萬銀兩。按官方規定駐兵一萬，“需糧料十萬餘石”計算，這遠離京師萬餘裏的十餘萬大軍的食糧和十幾萬匹戰馬的飼料，每年需糧一二百萬石，而道路遙遠，交通不便，運到軍營的一石糧，常需花十幾石的用費。這一切，耗費了數千萬兩白銀，使國庫存銀急劇下降。雍正中戶部庫存銀六千餘萬兩，自七年用兵準部以後，“動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時，隻剩下二千四百萬兩。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