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一向注重國家財政收支情形，當然不會不知道普蠲將會導致庫銀的暫時減少，財政上可能遇到一些困難，但他高瞻遠矚，將此視為實現其使民有恒產、“本固邦寧”的目標之有效措施，堅決貫徹執行。他特下專諭，嚴厲斥責赫泰“逞其私智小慧，妄議朝廷重大政務”，“悖謬已極”。他再次重申愛民之意，宣諭說：“朕以愛養百姓為心，早夜思維，惟期薄海內外，家給人足，共享升平之福，故特頒發諭旨，將天下錢糧通行蠲免，……俾海滋山陬，無人不被其澤也。”他以赫泰不能體己“愛民之心”，“而生異議”，交部嚴加議處，降二級調用。《清高宗實錄》卷243，頁7、8.這樣一來，就製止了異議之風，為使普蠲錢糧之旨順利執行起了重大作用。
其三，成效顯著。“朝廷糧賦”，歲歲繳納，違令抗糧，嚴懲不饒。有清一代，年年都有數十萬、數百萬貧苦農民和中小地主因欠交國賦而慘遭貪官汙吏豪橫差役殘酷鞭笞和百般勒索。除了額定正賦，還有各種分外苛派，常數倍於正額。一旦明諭免賦，正額固然不納，苛派也無從收起，對占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和中小地主，確是一大福音，因此受到廣大百姓的讚頌。家居江蘇昆山的巢林散人龔煒，出身書香門第，父係進士，嶽父家乃婁東望族，本人喜經史，工詩文，善絲竹，然屢試不第，著書自娛。這樣一位懷才不遇頗有牢騷之雅士，對乾隆帝之普蠲天下錢糧卻極力稱讚，專門寫了如下頌詞：
“乾隆十年上諭，本年各省地丁錢糧按次全蠲，與民休息。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上嗣服以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天庾，水患偶乘，動支國帑，天地猶有憾，皇仁蔑以加矣。我儕小人，惟是祝豐年急公稅，稍申媚茲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澤於望外，蒼生何福以當之。自惟草茅，無以報效，衢歌不足頌揚，祗有清香一炷，禱祝上蒼，惟皇子子孫孫永保民。”龔煒：《巢林筆淡》卷4，《乾隆十年全蠲丁糧》。
普蠲之詔下達之日，“萬方忭舞”，這是對乾隆帝大蠲租賦之最好讚揚，可見此舉之深得人心，對促進農業的發展，繁榮社會經濟，改善中小地主、小自耕農的處境，均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第二節獎勸農桑賑災治河。
一、“重農務農勸農”。
乾隆帝記取前代帝君重農務本之曆史經驗，十分重視獎勸農桑，促進農業生產。乾隆二年五月十三日，他特下兩道諭旨，強調務農勸農。一諭專講“重農務本”。他著重指出：“食為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耕九餘三，雖遇災年，民無菜色。”目前，國中尚有未耕之棄地，種稻、黍的方法，“水耨火耕之異”，南方人尚多不諳習，北方民人更不講求，此皆牧民之官的責任。各省督撫，罕有以身為倡，“課百姓以農桑本務者”。他宣布，從現在起，“欲驅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畝”，要求督撫牧令“身先化導”，督撫以民務農桑與否，定州縣官員之短長，帝以此考核督撫之優劣。北方五省之民，“於耕耘之術，更為疏略”，因而常鬧災荒，令戶都會同九卿，詳議勸民墾種、提高北方生產技術、獎懲地方官員的辦法，使“勸課有成”，廣大百姓“家有蓋藏”，這樣，禮樂刑政之教，方可“漸於講習”。《清高宗實錄》卷42，頁18、19、20.
過了二十天，乾隆二年六月初二日，九卿遵旨議奏教農之事說：“明農教稼，所以務本也。我皇上軫恤民瘼，恩膏屢沛，洞悉久安長治之道，先籌家給人足之源，特頒諭旨，首重農桑，以力田為小民之切務，以勸課為官吏之責成，誠禹貢王製之良經”，應令各省督撫督促地方官員認真教導，若有成效，“地辟民勤，穀豐物阜”，交部議敘，如教戒無方，則交部議處，如此，則吏民“皆知所勸”，可收耕九餘三之效。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卷44，頁6、7.
乾隆帝於五月十三日下的另一上諭，是要求編寫農書。他在諭中著重指出，“農桑為致治之本”，皇祖曾繪耕織圖，“以示勸農德意”，皇父屢下勸農之詔，親耕田。自古以來，“為耒耜，教樹藝”，皆係古之聖人。其播種的方法，耕耨的節候，備旱驅蝗之術，散見於各種經籍，“至詳至備”，其後農家之學說，亦各有可取之處，應當薈萃成書，頒布中外，“庶三農九穀，各得其宜，望杏瞻蒲，無失其候”。他諭令南書房翰林和武英殿翰林編纂進呈。《清高宗實錄》卷42，頁20.到乾隆六年，此書完成，共七十八卷，他命名為《授時通考》，並親寫序言說：“(朕)日與中外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苦，日廑於懷”，因檢閱前人之《農桑通訣》、《農政全書》等書，“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故命內廷詞臣廣加搜輯，從各書中，“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備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薈萃成編，以期閭閻務農，“阜成海宇之至願”。《清文獻通考》卷218.
此後，乾隆帝多次下諭，宣諭重農務農的重要性，責令督、撫、州縣官員課勸農桑，發展農業生產。他還采取了勸農的具體措施，就是減糧免科，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刺激務農者的積極性。就在他即位之後不久，戶部尚書、總理陝西巡撫事史貽直上疏說：“荒地難於報墾”，請將永壽縣原報“缺荒地”二千零五十四頃，以四畝五畝折征一畝，折地四百五十七頃，照五等地糧科征；淳化縣原報“缺荒可墾地”一千三百零九頃，以四畝五畝折合一畝，折地二百七十九頃，“俱照鐵地科征”；澄城縣原報缺荒可墾地七百一十二頃，照下下地科糧；陽縣原報缺荒可墾地一千三百三十七頃，以三等地減作五等、以五等地減作七等征收稅糧。戶部議複，乾隆帝批準其議。《清高宗實錄》卷8，頁20、21.這六七千頃荒地大量減收國賦，定會促使人們踴躍將其開墾成熟。
影響更大的是乾隆五年七月的一道上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特下開墾閑地減糧免科之諭。他諭“命開墾閑曠地土”說：
“從來野無曠土，則民食益裕。即使地屬畸零，亦物產所資，民間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鬥之儲，乃往往任其閑曠，不肯致力者，或因報墾則必升科，或因承種易滋爭訟，以致愚民退縮不前。前有臣工條奏及此者，部臣從國家惟正之供，無不賦之土，不得概免升科，未議準行。朕思則壤成賦，固有常經，但各省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窮民資生無策，亦當籌劃變通之計。向聞邊省山多田少之區，其山頭地角，閑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雜植，即使科糧納賦，亦屬甚微，而民夷隨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資口食。即內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段者，亦頗有之，皆聽其閑棄，殊為可惜。用是特降諭旨，凡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以開墾者，嗣後悉聽該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無荒蕪之壤。其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處，各省督撫悉心定議具奏，務令民沾實惠，吏鮮阻撓，以副朕子惠元元之至意。”《清高宗實錄》卷123，頁22、23.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