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上百萬的包衣，主要是耕種家主莊園田地，納租養主，同時，還有部分包衣從事家務勞動，隨主從征廝殺，形成了“若無阿哈(包衣)，主何能生”、“滿洲籍家仆資生”的局麵。《滿文老檔？太祖》卷2；《清聖祖實錄》卷14，頁2.康熙以來，由於滿洲官員、兵丁的陣亡、負傷等因素，一部分包衣被家主收為養子，令其披甲當差(包括少數為官做宦)，領取錢糧，養贍主人。
由於廣大包衣激烈反對家主的“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大批地不斷地逃亡，順治十年至十一年初，“一年之間，逃人多至數萬”，莊主不得不招民佃種。一部分旗人家業衰落，將地典賣，許多莊頭和包衣也暗中典賣主地。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八旗官員莊田和兵丁份地，大都已由僉丁撥莊的農奴製經營方式，過渡到招民佃種收租的一般封建租佃製，“資佃耕種，收取租息”，代替了早年的“滿洲籍家仆資生”。《清高宗實錄》卷127，頁24；《皇朝經世文編》卷35，孫嘉淦：《八旗公產疏》。
旗地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變化，使許許多多舊日種地之包衣無地可種，需要莊主“養贍”。不少家主境遇惡化，自身尚且衣食不周，焉能供給包衣吃穿，有的還索取贖身銀兩，將包衣放出本戶，令其自謀生路。於是，從康熙中年以後，陸續有包衣脫離本主，自行開戶，另載旗冊。到乾隆時，這種“別載冊籍”的“開戶家奴”，不管是北京八旗，還是外省駐防，人數都相當多，成為影響八旗製度的一個重大問題。
對於眾多的“開戶家奴”，處理辦法不外有三：一是將其釋放出旗，載入民籍，從包衣變為“平民”、“民人”。二是提高其身份，使開戶家奴與“正身旗人”(即非包衣的八旗滿洲人員)享受同等待遇，取消其“旗下世仆”之奴籍。三是維持現狀，因循苟且，不予解決。第二條，應是解決“開戶家奴”問題的中策，但是，此策難以實行。近兩百年裏，主奴有別，家主尊貴無比，包衣極為低賤，已經成為清朝社會生活中牢不可破的傳統，要想打破主奴之間的界限，化奴為主，奴主相等，那是絕對辦不到的，這一辦法根本無從談起。而且，此時八旗生計問題已很尖銳，人口增多，官職、兵缺有限，正身旗人尚難謀上一個領取錢糧的位置，開戶如再提高為正身旗人，人多職少之矛盾必然愈加尖銳。
第一條，釋放“開戶家奴”出旗為民，當是上策，可是阻力很大。盡管有些家主已經得到贖身銀，釋放了包衣，有些包衣經過鬥爭已取得了“民人”身份，脫離了旗籍，但是，要讓大量“開戶家奴”擺脫家主的轄束，出旗為民，可不是一件簡單的小事。須知，一百年以前，乾隆帝之曾祖父順治帝福臨，便因為包衣是“先朝將士血戰所得”，而嚴懲收容逃亡包衣的“窩主”，重責諫阻的漢官。《清世祖實錄》卷84，頁3.康熙帝也和其父一樣，盡力控製包衣於八旗之內，根本不許包衣出旗。就是乾隆皇帝本人，即位初期亦同樣實行列祖列宗保障家主權利的政策，於乾隆三年批準了一條新訂的“旗人開戶例”，規定：“凡八旗奴仆，原係滿洲、蒙古，直省本無籍貫，帶地投充人等雖有本籍，年遠難考，均準其開戶，不得放出為民。”《清文獻通考》卷20.這條法例講的是，凡係八旗滿洲、蒙古正身旗人(不論官民)的奴仆，無籍貫者，或雖有祖籍但年代久遠難以考訂者，均不準出旗為民。第二年，他又批準了一個更為詳細更為苛刻使包衣很難出旗為民的法例，規定：
“國初俘獲之人，年份已遠，及印契所買奴仆之中，有盛京帶來，帶地投充之人，係旗人轉相售賣，均應開戶，不準為民。又，八旗戶下家人，有本主念其世代出力準令開戶者，亦準其開戶。……乾隆元年以前八旗家奴經本主放出已入民籍者，準其為民，若係乾隆元年以前放出至元年以後始入民籍者，令歸旗作為原主戶下開戶壯丁。至於贖身之戶，均歸原主佐領下作為開戶。”
雖然乾隆帝本人曾經批準了維持舊製的法例，但隨著歲月的推移，他治理國政的才幹迅速提高，經驗愈加豐富，更加感到在“開戶家奴”問題上需要承認現實，有所改革，因此才於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連下兩道諭旨，徹底解決“開戶家奴”問題，將他們釋放出旗為民，並允許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
遵照帝諭，戶部會同八旗都統會議後上奏，對開戶家奴出旗為民提出了下述一係列具體建議：開戶家奴中，凡在京文武官員，由吏、兵二部定議，將其調補漢缺，外任綠營將弁和文官，“即令出旗為民”；其係現在捐納候缺人員、進士、舉人、生員等，亦即準其為民；閑散人等(即無職之開戶家奴)，令各該旗詢明願入何處之籍，谘地方官，令其入籍，仍造冊送戶部備查，其係現食錢糧之人(指披甲為旗兵者)，情願退糧為民者即令出旗，仍在當差者，待缺出時裁汰。乾隆帝批準了這些建議。③《清文獻通考》卷20.
根據帝諭，大批“開戶家奴”和宗室王公的包衣被釋放出旗，轉入州縣，成為民人，不再是旗奴了。像一等子範文程家，其子孫便遵依帝旨，將關東莊園的包衣，“恩放出戶家奴十四戶”，在蓋平等縣“入於民籍”。遼寧省檔案館藏，範府《關東地畝人丁冊》。
乾隆二十四年，又頒布了“八旗戶下家人贖身例”，規定：“凡八旗戶下家人，不論遠年舊仆及近歲契買奴仆，如實係本主念其數輩出力，情願放出為民，或本主不能養贍，願令贖身為民者，呈明本旗谘部轉行地方官，收入民籍，不準求謀仕官。至伊等子孫，各照該籍民人辦理。”③
八旗“開戶家奴”、“贖身戶下家人”和宗室王公部分包衣的出旗為民，使八旗的旗下家奴人數大為減少。順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萬餘丁，相當於滿洲正身旗人的四倍，過了一百六十多年，滿洲人丁增加了三倍多，照此類推，包衣總數當為八九十萬丁，可是，此時包衣才十七八萬丁。可見，乾隆帝確曾釋放了數以十萬計的包衣男丁及其家屬出旗為民。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