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爾吉善參劾山西學政喀爾欽之疏又到。喀爾吉善奏稱：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喀爾欽著革職，“其敗檢淫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著侍郎楊嗣前往會同該撫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38，頁9、10，10.
乾隆帝看過這兩份彈章後，十分氣憤，於三月初八日下諭痛斥這兩員貪官說：
“朕禦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群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以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黷敗檢以幹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朕夢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若輩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飭風俗，澄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今不數年間，而即有蕩檢逾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並不知凜遵國法，將使我皇考旋轉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為之寒心。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而行，若稍為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有意為之開脫，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係朕先有訪聞，始行參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查議處。凡為督撫者，遇該省貪官汙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返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俱在，朕豈不能效法皇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0、11.
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官員不該貪汙。乾隆帝沒有籠統地、抽象地從理論上講大臣不應貪贓枉法，也許他認為這不能打動臣心說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當的手法，從物質條件上來數落墨吏之謬誤，從欺君忘恩的高度來斥責貪官。他所說的對群臣“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並非虛誇之詞，而是確有其事。姑且不談位列從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來的多次恩賞，單就養廉而言，從雍正帝創定養廉銀製度起，到此諭下達之日，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確實相當可觀。按規定，山西學政一年的“養廉銀”為白銀四千兩，約可購米四千石，如依畝租一石計算，相當於四千畝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一年為八千兩。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學政全家完全可以過上高級生活，還可以年年買田添產，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家。這四千兩、八千兩足夠學政、布政使“養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還要貪贓枉法，苛求民財，這些官員真是愧對“聖上”，有負“皇恩”。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