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第四道上諭是命令各地盤查高樸的家人。諭旨指出，色提巴爾第控稱高樸曾遣家人進京送回銀兩等物，夥同商人盜運玉石至內地販賣。從葉爾羌至內地，“處處俱有關隘盤查”，今以數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運至內地？顯係地方官員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總督、巡撫，飛飭各屬，留心盤詰，如有高樸的家人過境，“即行鎖拿，並將伊隨帶物件，嚴密搜查，派委妥員，一並解送至京審訊”，仍將作何辦理緣由及有無盤獲者，即行複奏。②
第五道諭旨是因烏什事務較繁，命永貴在葉爾羌迅速審理高樸案內人犯，馳奏以後，即返烏什，暫派和闐辦事大臣馮興阿往葉爾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③。
第六道上諭分析了案情。乾隆帝說：檢閱五月間高樸的奏折，其呈請間年一次，於密爾岱山開采玉石。密爾岱山久經封閉，嚴禁開采，並安設卡座一處，以防私竊，乃高樸藉稱“嚴防回人之涉險營私”，而欲間年開采一次，顯係暗與商人串通漁利，“特借此奏預占地步，得以逞所欲為，其居心實不可問”。高樸曾代色提巴爾第差人往密爾岱，即送色提巴爾第元寶五十個，“計其所得，不過婪索之一股，分賄以塞其口”。且僅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兩，“則高樸婪得之數，不知幾何？其從前勾通商人私賣之弊，不知又有幾次？均不可不確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據稱僅二千餘騰格，其係與高樸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於給色提巴爾第之數，其贓銀必不止於此，著永貴一並嚴切訊究，務得實情，迅速具奏。④。
第七道旨是命令嚴查販玉的私商。諭旨說：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買，運回販賣，已有應得之咎，乃竟敢與欽差大臣講明勾通，赴山偷采，“尤為可惡”。恐商人先已私運進口，甘肅的嘉峪關及陝西的潼關，均係大路總匯之區，各商進口，必由二關行走。著傳諭陝甘總督勒爾錦、陝西巡撫畢沅，即飭屬下在關留心盤詰，如有客商私販玉石經過，即行嚴拿，奏明治罪，並將其所帶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諭是根據阿桂之奏而發。留守京師的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樸家產時，發現高樸從葉爾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講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兩次帶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內地別處辦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樸家內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現派員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兩道上諭中講了四個問題。其一，誇獎阿桂，稱其“善於辦事”。其二，責令緝拿高樸家人，李福既係奉主之命往“內地別處辦事”，大約不是去蘇州，就是在江寧置辦物件，命江蘇巡撫楊魁、署兩江總督薩載分別於蘇州、江寧嚴密查拿，一經緝獲，即鎖押解京。此二人皆高樸所用之人，高樸行事，二人必知。解到北京時，著阿桂嚴加刑訊，令將高樸數年婪贓作弊之事，和盤托出。其三，痛斥高樸。他說：查閱了阿桂所開高樸的金珠、玉碗等物之單，單上所載玉碗甚多，家信又雲“係極好者”，而高樸曆次所進玉器，不過九件，且俱平常。今高樸“乃以佳者留藏家內，即此一端，亦可見其天良盡喪矣”。其四，審訊有關侍衛。侍衛納蘇圖為高樸攜帶物件，“且甚為親密”，解玉之侍衛綽克托，受高樸之托為其攜帶物件，“自係通同一事之人”，著阿桂將二人嚴訊，務令供吐實情。②《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12、13、14，14.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