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又看到向導大臣的奏折。向導大臣努三、兆惠奏稱：由杭州渡江至紹興禹陵、南鎮一路，“河道窄狹，僅容一船，經過石橋四十餘座，須拆毀過半，旱地安設營盤，地氣甚屬潮濕”。努三、兆惠的責任是保證禦道暢通、安全，讓皇上、太後平安、舒適地遊覽、考察，遇到問題及時解決，一般是不能以此驚動聖上煩勞天子的，這將被視做無能、失職或欺擾至尊而遭懲處，為什麽這兩位大臣要冒遭罰的危險奏呈難題？因為，他們所奏的含義是很清楚的，至少有兩點十分明確：一為道路難行，諫阻巡幸浙江；二為如要前往，需大興土木滋擾民間。這對於乾隆帝來說，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願望就會落空，雄偉的目標無法達到，允其拆橋占用民地大建營盤吧，又要騷擾民間，違背已發之旨，此題確難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驚慌胸無主見之庸君，而且此時剛及不惑之年，身體健壯，胸懷大誌，對個人享受看得並不太重，因此，經過思考後，他找到了輕易攻關的妙方。他於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諭軍機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餘裏之內，不躬親展奠，無以申崇仰先聖之素誌。向導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權宜辦理之道，鰓鰓以水道不容巨艦、旱地難立營盤為慮，若如此，所議拆橋數十座，即使於回鑾之後，一一官為修理，其費甚巨，且不免重勞民力，“豈朕省方觀民本意耶”？“朕在宮中，及由高梁橋至金海，常禦小船，寬不過數尺，長不過丈餘，平橋皆可徑度，最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間乘用，俱當駕駛小船，石橋概不必拆毀”。其原擬安立營盤二處，“著於此處造大船一隻，專備晚間住宿”，不必於旱路安營，既避潮濕，“且免隨侍人眾踐踏春花之患”。《清高宗實錄》卷361，頁15、16.看起來似乎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龍船豎之常規，臨機應變，改乘小船，從而輕易地跨越過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呈報關於巡幸浙江的兩個問題。他奏稱：明春南巡，浙省杭、嘉兩郡俱係水鄉，湖蕩港汊，縱橫交錯，自江南交界至杭，陸路惟運河纖道，寬僅七八尺，凡應用什物暨執事人等，有須先送前站預備者，若開辟陸路，必挖廢很多民間田園，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執事人等，均由副河前進。禦道兩旁，本來俱應安兵站圍，浙省運河纖道竟有無可站立之處。今酌定於兩岸內，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臨時禁遏人舟，如無路徑處，不複安兵站圍。其兩岸有村鎮居民處，許令男婦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於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當之極。好。不必嚴為攔阻。”《清高宗實錄》卷375，頁24、25.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總理行營王大臣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呈奏明春南巡所需之兵丁、馬匹、船隻等事。允祿等奏：水路隨從官兵，必宜酌減，除大臣等應中途留駐及隨從人員已欽派外，侍衛仍派三班，兵丁本應派八旗六百名、健銳營四百名，但江、浙一路乘船，健銳兵久不操練，恐致生疏，應予停派。至江南登舟時，各處官員人等量減，但取差使無誤，其餘人員俱留駐河北。其前鋒、擴軍等兵，減派五百名，加上江寧迎駕兵二百名，足敷差使。擬派章京四十員，虎槍侍衛兵丁揀選四十員。江浙旱路應需之馬，除禦馬用船載往，隨從人等官馬，照康熙時例，取用於地方，大臣一員用馬五匹，章京侍衛一員馬三匹，護軍、緊要執事人等用馬二匹，其餘每二人用馬三匹，於駐防、綠營官馬、驛馬內預備，合計需馬六千六百九十餘匹。其由徐家渡至直隸廠，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寺，由蘇州至靈崖、鄧尉、虎丘等處，非緊要差使，俱留於舟次，約須備馬四千匹，仍令每十匹外多備一匹，以便添用。至於船隻，如多，亦恐擁擠，派出大臣，或每員給二隻，或一隻。侍衛官員等，或二三人一隻，或四五人一隻。拜唐阿兵丁，或八九人一隻，或十數人一隻。除裝載物件便民船二十五隻外，統計沙飛、馬溜船四百四十隻。隨行官員人等，在十裏以內者回船住歇，遠者於附近寺院歇店宿歇，不許占住民房。米糧柴草，派地方官招商，於行營左右公平售買。乾隆帝覽折後，同意其議。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