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班第、鄂容安把阿睦爾撒納的謀逆言行講得已經相當清楚，但乾隆帝仍不相信其會謀反，批示說：“初覽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詳閱，仍係阿睦爾撒納希圖僥幸，貪得牲隻什物耳，並無圖占準噶爾確據。”當然，乾隆帝並非庸君，何況此時他早已過了不惑之年，執掌朝政二十載，經驗十分豐富，不會對親理軍務、“夷務”的將軍、大臣之議完全置之不顧。他又批示說，令班第、鄂容安“再細心察看”，如其“占據僭越之形，果有密據，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奪。如並未至於此極，不過希圖肥己，亦不必過於苛求。”同時，他立即於當日下諭給阿睦爾撒納，嘉獎其“辦理諸事，動合機宜”，命其速赴熱河，將分封四汗，“賞功策勳”。②。
過了六天，即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的態度完全變了，相信了班第等人的奏報，認為阿睦爾撒納確實“欲圖占據準噶爾”。他下諭給軍機大臣說：
“班第、薩喇爾、鄂容安等密奏阿睦爾撒納意欲占據準噶爾，種種僭越妄行，情跡顯著一折。……班第等奏稱：阿睦爾撒納指稱防守哈薩克、布魯特，用鈐記行文，調兵九千。……又擅殺達瓦齊眾宰桑，抄沒家產。私用噶爾丹策零小紅鈐記，結交奸佞之徒，各處遣人潛行招服。又告諭屬下，有哈薩克懼伊，伊在此斷不敢前來等語。種種不法之處，圖據準噶爾，已無疑義，豈必待其生變，始為實據耶！……將此密諭班第等，阿睦爾撒納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拿辦理，相機完結，伊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拿解前來。……事關緊要，伊等務必熟籌妥辦。”《清高宗實錄》卷491，頁22、23、24.
乾隆帝雖然正確地作出決定，要擒捕阿睦爾撒納，以安定準部，保持西北、北方安寧，但是，一則時間較晚，阿睦爾撒納勢力已相當強大，已做了相當充分的起兵的準備；再則，更重要的是，他在前些時候處理善後事宜時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既不該讓阿睦爾撒納主持平準之後的善後工作，更不該將滿、蒙、漢大軍過早撤出準部。
早在五月初二日，乾隆帝就下諭給班第等將軍、大臣，命他們在打下伊犁後，酌量存留跟隨將軍駐紮的士卒，大軍“即速陸續分起凱旋”。十三日，他在西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建議“功成之後，請停止伊犁駐兵”的奏折上批道：不會永遠駐兵，隻留數百名或一二百名兵士跟隨大臣，以聽差遣。也可以隻派大臣駐紮，不派士卒。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乾隆帝知悉阿睦爾撒納有“非分之念”而下達命其入覲的諭旨後的第三天，他批準了班第留兵五百的建議，大軍撤回，隻留察哈爾兵三百名，喀爾喀兵二百名。《清高宗實錄》卷488，頁3、4、24，卷431，頁19.
此時的準噶爾，經過多年內亂，四分五裂，元氣大傷，戰鬥力已明顯下降，如果清軍留駐，哪怕隻有一二萬人，也可控製住局勢，也能製服多數台吉、宰桑，使他們不敢貿然行事，不敢附和阿睦爾撒納叛亂，而且也可能鎮住這位大台吉，使其野心有所收斂。但是，乾隆帝計不出此，一味實行以準治準的政策，幻想仿照對待喀爾喀四部的辦法，編旗設紮薩克，讓其自行處理屬下內部事務，重大要事由朝廷裁處，不派駐大臣和官兵，既收轄治其部之效，又不千裏轉輸，耗費銀米，勞累士卒人民，結果，犯了一個大錯誤，為阿睦爾撒納的謀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在六月二十八日下諭命擒阿睦爾撒納之後，班第、鄂容安又連續呈報此人圖謀不軌情形，乾隆帝多次批示，催其迅速入覲，以便在熱河將其逮捕；如其不來，則令班第在伊犁動手，拿獲解京；設若已經起行，則於途中擒拿。總之，乾隆帝主意已定，一定要捕擒阿睦爾撒納。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這三管齊下之計未能生效，阿睦爾撒納從大皇帝布下的埋伏圈裏安然無恙地溜走了。
當乾隆帝於六月底決定除掉阿睦爾撒納時，這位台吉還不知皇上已經變臉，還把當厄魯特四部總汗的希望，寄托在大皇帝的施恩上。他知道班第會從中作梗，因此就托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向朝廷轉奏己情，要求封他為總汗。額駙於六月隨大軍凱旋，約定於七月下旬告訴消息。科爾沁額駙回京以後，看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皇上已從寵信、依賴阿睦爾撒納，轉變為必欲將其擒誅而後快，十分懼怕，不敢上奏，使阿睦爾撒納的這一打算完全落空。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