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呈報捷音的奏折送到京師後，乾隆帝十分高興，立即下諭，宣示中外，封賞有功人員，定邊將軍、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授一子為三等侍衛；富德從一等成勇伯晉為一等靖遠成勇侯，戴雙眼孔雀翎，授一子為三等侍衛；參讚大臣一等公明瑞、阿裏袞，賞戴雙眼孔雀翎，參讚大臣舒赫德等官員，交部從優議敘；參戰士卒賞給兩月錢糧；葉爾羌等城兵丁賞一月錢糧。貝勒霍集斯伯克，抒其所見，盡心協助將軍、大臣成功，加封為郡王品級，貝子鄂對伯克加封貝勒品級。
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以西師成功始末，頒《禦製開惑論》，曉示中外，十一月初五日，宣讀《禦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這兩道文書詳細敘述了乾隆帝用兵準部、回部的原因、爭議、效果及其基本過程，現將部分內容摘錄於下：
頒行《禦製開惑論》之諭旨：“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等歸誠。逆賊霍集占授首，於辦理回部因告成功，而平定準噶爾全局亦於此大定。……而朕於頒師奏凱時，回念前事，轉深祗懼，非僅為履滿思謙之虛語也。準噶爾一部，久外生成，自我皇祖、皇考時，屢興撻伐，未既厥緒。前杜爾伯特車淩、車淩烏巴什等方款關內附，在庸庸無識之徒，生際升平日久，方皆狃於便安，謂可拒而不納，殊不思堂堂天朝，撫馭方夏，……豈有儼然視如敵國，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且上蒼賜祚垂禧，予以經畫邊陲之事，俾朕繼述我祖宗未竟之誌事，而朕敢惑於浮議，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統計用兵，不越五載，內地初不知有征發之勞，而關門以西，萬有餘裏，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嚕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現在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願，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此番遐方綏靖，我將軍、參讚，以及一介執戈之士，無不得嫻行陣，於國氣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為振作，信賞必罰，以淬勵之，其誰不畏難苟安，而坐希無事之福乎。今即飲至告功，而日有萬機，宵旰疇谘，又何能自釋敬事之懷，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軍務方殷，運籌乙夜，曾不廢令節燕響之文。……”《清高宗實錄》卷599，頁30―32.
乾隆帝的這兩道文書，是其對五年之中用兵準、回二部的基本總結，主要講了六個方麵的問題。其一，勇於進取，堅主用兵。乾隆帝再次重申，對準、回二部必須征討，原因有二。一是杜爾伯特三車淩來歸和阿睦爾撒納降順，需予安排，身為堂堂天朝之“天下共主”的大皇帝，豈有畏懼準部小汗達瓦齊而拒受降人之理。二是準部之事乃皇祖、皇考“未竟之誌事”，不辦妥此事，無以告慰祖宗在天之靈，無法安定西北局麵，消除危害社稷的隱患，也不能洗雪和通泊慘敗的恥辱。
其二，浮議屢起。從一開始考慮征準之日起，庸臣反對用兵的“浮議”就不斷發生。一征準部，號稱天朝人才濟濟的八旗滿洲王公大臣，除大學士傅恒一人讚同帝意外，餘“皆畏怯退縮”，反對用兵。阿睦爾撒納反叛後，又有“無識之人”認為“此事原不當辦”，既辦複生變，“何如不辦”，直到阿睦爾撒納已敗死俄國時，異議仍起。甚至到了嘉慶以後，一些不諳掌故的官員，仍以乾隆帝開辟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兩的錯誤說法，對此加以貶詞。
其三，因勢利導。乾隆帝一征準部時，本來隻想在擒獲達瓦齊後，將厄魯特的綽羅斯(即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輝特四部分設四汗，按喀爾喀四部之例，實行紮薩克製，不屯駐官兵，不派駐將軍、大臣，不料，阿睦爾撒納謀當總汗，興兵叛亂，因而在二征準部時，改變了原來的設想，築城駐兵，屯墾田地，設置將軍、大臣，招民入居。對於天山南路的遼闊回疆，乾隆帝最初也僅是想沿襲其臣服於準汗的舊製，收貢賦，仍讓伯克管轄回城，誰知大、小和卓拒帝拒撫，忘恩為亂，遂於平叛之後，加強對回疆的管轄，設官駐兵，轄治伯克。乾隆帝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新的方針、政策，對新疆的開發，起了重大作用。
其四，親理軍務。興兵以來，五年內乾隆帝日夜操勞，軍務繁忙時，“運籌乙夜”，舉凡用兵與否，征討方針、政策與策略，將帥的任用，糧餉、馬匹、器械的籌備和運輸，等等，他都一一過問和決策。僅《清實錄》所載關於用兵的上諭，就有幾百道。《聖武記》總論清帝指揮征戰時寫道：“前代方略專持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裏如禁闥。”《聖武記》卷11，《武事餘記》。這段評述正可作為乾隆帝親理軍務的最好寫照。
其五，賞罰嚴明。五年之中，大批官將浮沉消長，雖然不能說乾隆帝的懲獎完全正確，無一差錯，但他確實對此極為重視，敢於懲治劣帥庸弁，敢於擢用猛士勇將，基本上做到了賞必信罰必嚴。綠營兵高天喜，以軍功陸續升為保寧堡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往援副將軍兆惠，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帝知其情後，詔革邁斯漢職，以高代為參將，第二年升至西寧總兵，授領隊大臣，年底戰死黑水營。乾隆帝聞悉，賦詩悼惜，讚其為綠旗中第一人，圖形於紫光閣，親書讚同說：“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血赤，是為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磐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清高宗實錄》卷575，頁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傳》，卷11，《武事餘記》。富德以一貫奮勇衝殺，十餘年內，由護軍升至定邊右副將軍，兼任都統、尚書、領侍衛內大臣、禦前大臣，封一等靖遠成勇侯，圖形紫光閣。兆惠因兩次被困，堅守出圍，征服回部，五年之內，由辦理糧運的侍郎榮任定邊將軍，升為尚書、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封一等武毅謀勇公，加宗室公品級，圖形紫光閣，後配享太廟，其子紮蘭泰娶高宗第九女和碩和恪公主，授額駙，襲爵。對怯戰畏敵、因循苟且、貽誤軍機之人，乾隆帝嚴加懲治。五年內，他先後逮問定西將軍、一等公策楞，參讚大臣玉保，定西將軍永常，將定邊左副將軍、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二等公哈達哈與定西將軍、尚書，協辦大學士、二等公達爾當阿革職削爵，罰充披甲，誅死靖逆將軍覺羅雅爾哈善，勒令參讚大臣、都統、二等公哈寧阿自盡。這對嚴明軍紀，激勵將帥和三軍官兵，增強軍隊戰鬥力，克敵取勝，起了重大的作用。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