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厭黎氏”不再發兵。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呈報兵敗的奏折送到了皇宮。孫奏稱：正月初二日，黎維祁來告，其派往防守黎城以南之黎兵被阮軍趕逐，“聲言欲報仇泄恨”。孫即派兵前往迎戰，“詎黎維祁聞阮惠親至，心膽俱裂，手抱幼孩，隨同伊母逃過富良江，眾情慌亂，國民紛紛逃竄”。孫與提督許世亨統兵對抗，但阮軍眾多，“將大兵四麵密圍”，孫“奪圍而出”，“帶兵徐徐由浮橋撤至北岸”，總兵李化龍行至橋心，“失足落水”，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屏，參將楊興龍、王宣、英林及遊擊明柱等未及過橋，現無信息，自係身歿，入關兵丁已有三千數百名。請求皇上將己革職治罪，“以為調度乖方者戒”。②《清高宗實錄》卷1321，頁16―20，17、18.
孫士毅顯然隱瞞了自己貪生怕死匆匆潰逃的真實情形。他本來是慌不擇路棄眾而逃，哪裏是“奪圍而出”，帶兵徐徐過浮橋！總兵李化龍身經攻緬、平金川、剿台灣等多次大戰，屢立軍功，由都司升至總兵，並非三歲小孩，怎能行至橋心失足落水，分明是被逃兵敗將擠壓推倒落江而亡。許世亨等之所以“未及過橋”，原因不難查明，這就是他們無橋可過，因為浮橋被惟知保全自己生命的總督大人下令砍斷了。孫士毅不愧是進士出身善寫奏折之軍機章京，把自己貪功違旨、輕敵喪師、畏死潰逃的特大罪狀，縮小、修飾為調度乖方的過失，其言可恥，其心應誅。
乾隆帝於正月二十五日讀過孫士毅的奏折後，立即下諭給軍機大臣，講了五個問題。其一，失利之因。孫士毅若遵撤兵之旨，官兵早已進關，就不會有此波折。此乃孫貪圖功勳，“希冀阮惠等悔罪投出，以臻全美”。其二，善全國體。孫士毅為“軍營總統之人”，萬萬不可稍為冒險，許世亨係提督大員，亦關緊要，“總以完師撤回，善全國體為要”，孫與許世亨二人務宜加意慎重，率領官兵，妥速進關。其三，加強邊防。阮惠等諒不敢竟至我朝邊界，但關隘一帶，亦須安頓兵力，孫永清已調兵一千餘名，合原有防兵共三千名，如若不敷，即於附近各營抽調。其四，寬慰總督。一向行軍之際，不能一往順利，新疆西師之役，大、小金川之戰，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此次孫士毅帶兵出關，成功太易，故有此波折，所請革職治罪之處，毋庸置議。此事乃出自意外，非孫冒昧之罪。其五，征阮與否，尚未決策。此次阮惠等人膽敢“前來截擾”，致有此波折，“安知非阮惠自取夷滅”。待孫士毅帶領大兵安全回關，“將來辦與不辦，操縱在我，自可徐為酌定”。②。
過了一天，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再下一諭，其基調與上諭在兩個方麵有了重大的改變。一為言孫之過，削其封爵。阮惠興兵逐主，天朝理應字小存亡，故遣孫士毅就近籌辦。孫陸續奏述安南臣民願效前驅情形，自請統兵出關，以其“所見甚正”，降旨允行。孫出關後屢奏捷訊，不及一月，收複黎城，冊封黎維祁。因其辦理此事，“為天朝字小存亡，體統所關，厥功甚巨”，“且漢大臣中有此全才，能為國家帶兵宣力者”，自應特施殊恩，故晉封孫為公爵，賞給紅寶石帽頂，並諭孫“作速撤兵”。孫士毅若遵照諭旨，迅即撤回，則早已安全進關，乃其耽延一月有餘，致阮軍“乘間複發”。蓋由孫士毅希冀阮惠投降，或被旁人縛送，“意存貪功”，“因有此意外之變，朕與孫士毅均不能辭咎”。而且，阮惠過去既然撤至富春，複率眾前至黎城，絕非旦夕所能糾集，孫何不留心偵察，預為布置，待敵兵已至，始行迎堵，“橋座又複中斷，致損官兵”，“究係孫士毅成功後，不無自滿之心，稍存大意，有此挫折”。孫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賞紅寶石帽頂，“俱著撤回”，來京另行委用，兩廣總督著令福康安擔任。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