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欲征阮惠。阮惠以安南土酋，“逐主亂常”，經大兵征討，敗逃之後，尚敢糾眾潛擾，傷害官兵，“實屬罪大惡極”。現交春令，該處係瘴癘之區，未便即行深入問罪。著沿邊各督撫將各營兵弁及時操演，務使餉足兵精，聽候調遣，“以備聲罪致討”。
就在正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繼上諭之後，乾隆帝又連下四諭，除重述孫之功過、爵之賞革，以及調補兩廣文武大員以外，在其第四道諭旨中，他又取消了進攻阮惠的指示。他說：
“阮惠不過安南一土目，方今國家全盛，若厚集兵力，四路會剿，亦無難直搗巢穴。但該國向多瘴癘，與緬甸相同，得其地不足守，得其民不足臣，何必以中國兵馬錢糧，靡費於炎荒無用之地，是進剿阮惠一事，此時非不能辦，揆之天時地利人事，俱不值辦。……福康安抵鎮南關後，若阮惠等聞風畏懼，到關服罪乞降，福康安當大加嗬斥，不可遽行允準，使其誠心畏罪輸服，籲請再三，方可相機辦理，以完此局。”《清高宗實錄》卷1321，頁24―28.
乾隆帝在隨後的一些諭旨中，不斷強調上諭不征阮惠的基本方針。當他得悉福康安趕往粵西時，又下諭給軍機大臣，詳述不應再次出兵安南的理由，並指示對策，讓其傳諭福康安執行。乾隆帝指出：
“安南蕞爾一隅，原無難立就蕩平，為掃穴擒渠之舉。但朕思準噶爾，回城及兩金川，俱逼近邊陲，關係緊要，且地非卑濕，滿洲索倫勁旅，可以展其所長，是以不惜勞費，先後底定，歸入版圖。安南則向多瘴癘，水土惡劣，與緬甸相同，又何必以天朝兵馬錢糧，徒靡費於炎荒之地。況即集兵會剿，竟收其境土，又須添兵防戍，而安南民情反複，前代群縣其地者，不久仍生變故，曆有前車之鑒，又安能保一二十年後不複滋生事端。朕再四思維，實不值大辦，已有旨諭福康安矣。”《清高宗實錄》卷1323，頁28、29.
從這些諭旨看來，乾隆帝全麵分析了安南形勢，總結了曆史經驗教訓，冷靜思考，克服了有時感情衝動辦事任性的毛病，從大局出發，才作出了這樣正確的決策。乾隆帝一向自詡為英君明主，文治武功兼有，尤其是在平定準、回之後，武功赫赫，更滋長了好勝驕傲的脾氣。雖然攻緬之戰軍事失利，但其巧妙的外交策略及緬甸局勢的變化；緬王積極求貢議和，又使他收到一些成效，而且，二征金川之勝和剿平台灣林爽文，被他後來讚之為“十全武功”的七大武功，皆已告成。在這樣的形勢下，清軍大敗於黎城，提督、總兵陣亡，官兵損失近半，可算是“天朝”的一大恥辱，號稱威嚴無比、懾服四夷的“天朝大皇帝”弘曆，怎能吃下這粒苦丸，自認失敗，有損龍顏？因此，他在正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第一道諭旨中，指責阮惠逐主亂常，襲擾官兵，“實屬罪大惡極”，要發兵聲罪征討。但是，乾隆帝畢竟已經執政五十三年，見多識廣，經驗豐富，他又特愛反思，總結用兵得失，所以，稍一冷靜，便細思全局，回顧以往。安南水土惡劣，與緬甸相同，千裏遠征，難操勝算，天厭黎氏，其運已盡，去掉一個阮惠，又會有第二第三個阮惠；耗費巨大，不值一辦；“民情反複”，不能久轄其地，前車可鑒，等等因素，使他終於明白，不能再次出兵，因此決定停征待和。乾隆帝的這一決策，符合中越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促進今後中越友好關係的發展和加強越南人民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鬥爭，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